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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生術數研究社【易門】 → 發表回覆

主題標題: [推薦] 從帛書《要》篇看孔子的宗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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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一覽:[推薦] 從帛書《要》篇看孔子的宗教觀 (新回覆在最前面,最多列出 6 個)  [列出所有回覆]
    本有正念 發表於: 2006/02/22 11:42pm
    命運態度,令人置疑

    帛書《要》篇有「後世之士疑丘」一句,當中的「疑」字,是孔子假設世俗對其處理祿命的方式有所曲解而引起的。在他看來,在德命上盡了責任,於是在祿命中得到善果,固然視為「正命」;同樣地,作惡得禍,也是「正命」。按照他的觀點:「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這也是他根據前人「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為幸」而來,屬於「常數」。令人費解的是,過去他的學生「顏子好學」,卻「不幸短命死」;有子質美,竟會斯人斯疾,就是一種「變數」。連他自己本身,自問心無愧怍,仍不免於陳蔡之厄,匡人之圍,不見用於世,分明存有德命、祿命報酬不公的地方,就連朱子也沉不住氣說是「上天也有自失正命」處。可是孔子也視同「正命」,堅持「不以變數疑常數」。別人不明白的,就是有些地方,孔子本來可以利用人事手段去改變的,而他卻偏偏放棄後天這種追求,一切委諸祿命上先天的安排。即使偶一卜筮,竟然是「問凶不問吉」。這種逈然異趣的路向,在世俗眼中,就會覺得:孔子「用倚(奇)於人」的作風,連巫祝都不如,如果不是自暴自棄,就是懦弱無知了!

    究竟當時人是否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有既定的先天祿命運程,亦很難說。從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看來,儒家對於得失榮枯的出人意表的結果,只採取消極無奈的態度對待,可以肯定絕不會像日後卜祝之流,或者術數家來覬覦大力鬼神之助,替你改命轉運;更不會因為祿命中的得失而稍損其修養德命的純潔與莊嚴。孔子這份堅持,早已得到門弟子的認同。《孔子世家》記陳蔡之圍,「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也質疑「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子回答說:「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令到老人家聽後為之笑逐顏開,說:「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將個人修養與所得富貴貧賤分途而論,是孔門天命思想的原則,即使受到世俗的冷遇,但後世亦不乏知音人,莊子說:「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算是對孔子安慰的說話。孔子下學而上達,畢生用力於崇高而莊嚴的德命,作永無止境的追求;在他過去遭遇到無數次的挫折失意的時候,對富貴貧賤的抉擇,堅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不以其道得失之,不去不處;如今已屆晚年,你叫他再為些少得失榮枯的瑣事,反而轉向低處央求卜筮者從祈禱中獲得福報,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世俗往往單從升斗多寡去衡量一個人的高下賢不肖,是極之短視的行為;然而在高識通達的人眼中,除此之外,還有更高的理想目標存在,孔子的音容始終沒有被世人所遺忘,理有固然。

    自承有過,未逮彬彬

    孔子曾經感歎的說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說明了《易》學和其它學科不同的地方,不僅僅是學問修養的知性提升,同時也是人生閱歷的結合。撇開伏羲的「象外無辭」不談,由於史闕有間,毋庸臆斷他有什麼坎坷遭遇外,他如文王囚羑里,周公謗流言,何嘗不是飽歷憂患?作為「《易》更三聖」之一的孔子,又豈遑多讓?這也是他「老而好《易》」的原因。在他晚年沈醉於《易經》,整體投入《十翼》的著述工作時,記者先後從他的側面,紀錄了他兩句對學《易》欣然有會的說話:「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若是,於《易》則彬彬矣。」

    我推測孔子這兩句話,講的時間大約都在六十歲前後,所追述的,卻是五十六、七歲前事。誠如崔適所說:「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必須等到他晚年沉醉於贊《易》時,令他回首平生,不期然產生一種像「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的感悟,對於《易經》,自有一種相逢恨晚的懊悔,這種懊悔,不是涉世未廣,見理未盡的人所能掌握得住。孔子歎息過去歷盡滄桑,少了《易經》那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的啟示,後悔不能早多「數年」學《易》;「若是」,是指他現時贊《易》時的投入,「韋編三絕」、「居則在席,行則在橐」之類,加上人生閱歷和《易》學的知識結合之後,所得的前所未有的體會。「可以無大過」和「於《易》則彬彬矣」都是自慊見道不明,火候未到的話。「彬」,《說文》本字作「份」,俗字作「斌」,云:「文質備也。」一文一質,一動一靜,一體一用,引申為理論與實踐兼而有之之意。他之所以追悔「時過而後學」,非謂早在五十之先,熟諳於「卜筮」技巧,而是深契於《易經》的進退取捨、應接世變、跋涉前路旨趣,結合人生閱歷,做到磨礱入細,得心應手的地步。於爾麼時,在《易》理的體用上,才稱得上是「彬彬」;沒有「伐樹於宋,接淅於衛,窮於商周,危於陳蔡」的四大厄難,且至歷說七十餘君而不遇,在際行方面才算「無大過」。畢竟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他五十六歲後,在他贊《易》發見至命之理之先,正見得他和我輩一樣,同樣有「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的缺憾。

    由上所論,獲見「聖人與我同類」,沒有神機妙算的神通,也不具備預知未來的特異功能。平日遇上一切得失、趨避,並不單靠卜筮來解決,而全靠他的學問、識力、良知,對於是非善惡作出情理的判斷。大家可從《論語》中對古今人物的評鑑,《春秋》中的褒貶,與及《詩經》中的美刺,看到他的智慧光輝。孔子的事功,由下學而上達,從道德人格方面建立起來,只是在平常淺易處做起,不求怪隱卓異,沒有躍離天地、君、親、師的民胞物與範疇。愚意認為孔子學《易》的恉趣乃重於德而輕於筮,子貢與孔子之間的觀點看似相異,實則大同而小異,理由在此。


    -=-=-=-=- 以下內容由 本有正念2006年02月22日 11:43pm 時新增 -=-=-=-=-
    資料來源 : http://www.hsstudyc.org.hk/chinesehsscweb/c-trip3.htm
     
    本有正念 發表於: 2006/02/22 11:42pm
    孔子「天命觀」的影響

    孔子的「天命觀」,乃指「天之命」、「天之令」,謂上天之使自己如此。孔子自言「畏天命」,「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存在你我之間,沒有賢不肖及階級貴賤的界限,有其普遍性和永恆性。簡單來說,命有德命與祿命之分;德命,指仁義禮智;祿命,指道之行與不行,事物得失及人壽的吉凶歷年等等。道德、學問、文章,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君子力行不倦,必有所得,完全操之在我,於是儒家主張積極地去肩挑。至於貧富、貴賤、死生、禍福,完全屬於「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又以消極忍讓的態度來面對。以德行為本,祿命為末,這和帛書《要》篇記載子曰:「《易》,我復(撇開)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有共通之處。孔子作《十翼》,用天道來說人事,亦以人事駕馭筮占,一切權之在己。「吾求其德而已,……君子德行焉求福,……仁義焉求吉,……」「故明君……,不卜不筮,而知吉凶,順于天地之(變)也,此胃《易》道。」能夠憑個人識力良知判斷的情事,固然不必求卜;那些既成定局沒法補救的客觀事實,也無謂求卜。即使偶有問卜,其所得結果,也要端視與當事人的際行是否相稱,絕不會盲目覬覦卜筮的逆轉。孔子這種見解,也不是無源之水,上無所承的。

    自求多福,一切權之在我

    《左傳》桓公十一年記楚莫敖與鄖等四國戰,莫敖屢疑不決,充份暴露其將才不足的弱點,經鬥廉向他清楚分析形勢之後,依然要求「卜之」,於是鬥廉大聲疾呼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占卜的功能只提供解決疑慮的參考,但不能滿足你戰勝的要求;要是優柔寡斷,反而成為行兵上陣的障礙。幸而鬥廉堅持己見,卒之弗卜而「敗鄖師於蒲」,正是掌握情勢的人,可以跨越卜筮的明證。孔子汲收了這一點,對於自己的前路、責任、所應為與不為,完全都在指掌之中,自無必要再去算命問卜,將時間浪耗在求福、祭祀、卜筮之中。他也明白到某些客觀情事譬如日薄西山,窮途末路是不能易轉,這可以從他闡述《離卦‧九三》的爻辭:「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一句看出。天地之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必然現象;同樣道理,「生者必有死」,衰敗死亡,也是人生既定歷程。人到了壽命終結的時候,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所謂「觸山之力不能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孔子豈會不明白?《離卦‧九三》用時日來比喻,是斜陽夕照之象。對國家來說,是在盛極而衰的時候;對於人來說,則年屆桑榆晚景。這種必然的趨勢,絕對不是透過占筮祈福可以助你扭轉逆境,延續壽命。王充《論衡‧別通篇》載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知道後,說:「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正是寫他生命的後期,明知死期將至,卻沒有去求壽,但仍然手不釋卷,「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繼續「學而不已,闔棺乃止」。可以做到的,繼續去做;不能易轉的,則是坦然面對。他一生由下學而上達,「士希聖,聖希賢,賢希天」,永無休止地對德命的積極擔荷精神,正是他從《乾》健不息的天道體會而應用於人生的表現。

    同樣道理,一個平日大逆不道的人,卒之遭受凶險的刑責,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實。此一觀念,亦見於孔子申釋《離卦‧九四》爻辭「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一句,他說:「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

    好像「臣弒君,子弒父」一類大倫大節問題,孔子認為不是一朝一夕引起的,是「由來者漸矣」的。好比「履霜堅冰至」一樣,踩著薄霜,預見隆冬四野堅冰的來臨。孔子沒有同情被弒者,也不會放過亂臣賊子之徒。他不曾站在暴君一邊,不容詆毀他為替統治者服務;他也沒有替犯上者卸責,使《易經》背上「叛書」之名。只是教人及早分辨,拔本塞源,才可避免覆轍之災;任何一邊犯錯,絕不認同只要求得上卦吉爻,或者諂求鬼神便能倖免。僖公十五年《左傳》載韓簡之言說:「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是既定之意,敗德的產生,事出人為,「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作之孽,豈是筮數可解?孔穎達說:「龜筮知之,從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這也是孔子總結前人經驗之所得。
     
    本有正念 發表於: 2006/02/22 11:41pm
    《易經》不僅為一部卜筮之書

    我必須首先指出「卜筮」在《易》學中的價值。《易經》雖屬卜筮之書,但「卜筮」並不等於一部《易經》的本然全體。子貢輕視卜筮,於是把《易經》也一併丟掉,這是師徒之間所以意見圓鑿方枘,鉏鋙不入之處。孔子在《繫辭》中說:「《易》有聖人之道者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筮列入聖人之道之一,還有「可與酬酢,可與祐神」,與及「知變化之道」等功能。可與酬酢,猶夫子贊《詩》「可與群」。遇到宗族戚友有疑難待決之事,求助於己,可為之決疑,指點迷津,敦篤情好,故云「可與酬酢」,與老子所講的「仁人者送人以言」是同一妙用。後世如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即教人子以孝,教人臣以忠之類。《繫辭》上傳的第九章即專講此法。

    歷來研究《易經》的人,不離於數、理、象三途。站在教學的立場,孔子不能不在這三方面為學生「博學而詳說之」;亦不會草率地「贊而不達於數」地「起卦」,抑或「數而不達于德」的去空言吉凶禍福。因為文王、周公作《卦辭》、《爻辭》,都是緊扣本卦本爻而來,用來移此說彼已經不可能(互見者除外,因互見者必互通),何況孤立象數,或者割裂象辭之間去空談義理,所得結果,自然流於失實無據。因此紀昀在《王弼.周易注.提要》說:「使《易》不卜筮,周公必不列太卜;使《易》不明象,孔子必不作《象傳》;使《易》不用數,孔子必不闡大衍之數。」要全面深入研究《易經》,就得兼顧數、理、象三途。大家要注意的是,卜筮只是「聖道四者」的末事,正如荀子所說:「善為易者不占」,按照《易》扶陽抑陰,勉君子而戒小人的性格,不是正當的人、正當的事,尤不可妄用卜筮。故此,在孔子眼中,文辭和卜筮之間不無輕重分別,理由有三:

    (一)孔子尚辭:上述《易經》四種功能中,孔子不同一般人只滿足於卜筮一層,他較為重視「言辭」的部份。誠如顧炎武所說:「聖人之所以學《易》,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顧氏此論,可從此從帛書《要》篇:「《尚書》多於矣,《周易》未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獲得印證。「於」字訓「闕」,謂《尚書》多所殘闕不全,不及《周易》的完備。其中保留下來的「古之遺言」,正是《易》的本體,「卜筮」只是用;「予非安其用也」,正清楚表明他的崇尚態度。所謂「古之遺言」,當無過於文王的《卦辭》與及文王、周公合作的《爻辭》,孔子所服膺者,亦在於此,他曾經感嘆地說:「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除了文、周之外,我找不到有第三者可以承受得住孔子這種稱譽。

    (二)孔子作《十翼》所揭櫫的人文思想:孔子對於《易經》,「也是一定意義上的作者」,他寫成了《十翼》,就是在前人的卦、爻辭的基礎上,加上個人對自然界事物的觀察體悟,通過思辨篤行而注以新的內涵;即是由神道天道轉化為人道,尤其著重人文教育,作為人類安身立命,乃至於禮樂刑政、飲食男女的行為典範。像他據《魯史》而修《春秋》一樣,賦予一種「竊取」之義。從而揭開了過去《易經》只服務於卜筮的原始宗教神秘面紗,繼羲皇,文、周等二聖之後,把《易經》中的天道以言人事,「本隱以之顯」,納宇宙於人生。如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叫人學習大地既藏金玉,亦不拒糞壤那份厚德。又如《震》雷巨響,猝不提防地驚聞突變,遇到憂危沖擊,他教你「以恐懼修省」、「因恐懼致福」。修省不是尋找人家過失,而是自找過失;致福亦非由於反擊敵人成功,而在於具備更豐富的涵養,以磨鍊出駕馭複雜事變的能力,助你摸石過河,破涕為笑。這種內省之道,正正培育出顏子不貳過,曾子日三省這樣的學生來。

    (三)孔子雖重視卦爻辭,對卜筮有所保留,但未嘗倡議廢棄卜筮。孔子最不滿的,就是那些把《易》學只用於「極數知來」、「知吉與凶」的占驗結果的人。比如問事業的,如果求得「飛龍在天」,便滿心歡喜;要是求得「潛龍勿用」,於是垂頭喪氣。對於卦爻辭的其他更高層次的義理,如謂何以「潛」?何以「飛」的原因,一概懶理。尤其那些專門靠祝卜維生的人,徒然掛着《易經》的幌子,不問問卜者行為善惡,只要肯付款,便會逞其機智,替他祭祀問卜,轉危為機;乃至於薰灼富貴,競逐名利。在孔子眼中,《易》學這種發展趨勢並非健全,兼且大大削弱了《易》學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故此他提出了重德輕筮的主張,作為藥世的清涼濟;而這種重德輕筮的理念,又和孔子的「天命觀」有關。
     
    本有正念 發表於: 2006/02/22 11:41pm
    作者: 朱冠華

    王充《論衡‧別通篇》載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知道後,說:「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正是寫他生命的後期,明知死期將至,卻沒有去求壽,但仍然手不釋卷,「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繼續「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談到「孔子眼中的卜筮」,可以扼要地用「重德輕筮」四字來形容。對於孔子這方面的觀點,現存的文獻專門討論到的並不多,反而在近代出土的帛書《要》篇就非常鮮明。如果將這些材料和文獻的紀載有機地結合起來,有助了解孔子和《易》學的關係,尤其孔子眼中的「卜筮」在《易》學所處的地位。

    由子貢的疑惑說起

    帛書《要》篇記載子貢質疑孔子何以晚而好《易》時說:「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蔡(察),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子貢的提問,主要針對孔子晚年時,投入大量的精神時間在「神靈之趨,卜筮之蔡」方面。(編者按:□為脫字。)

    子貢「夫子何以老而好《易》」的問題,曾經引起學界很多的推測,其中有謂,孔子年青時不學《易》,到了晚年(五十歲以後)才去研究《易》學;亦因如此,於是令到很多學生失去學《易》的機會,從子貢的提問之中,不難發現像子貢一類對《易》學不大了解的學生,一定為數不少。愚意以為,子貢既然可以拿孔子過去和現在的學《易》情況對比,證明孔子學《易》不是朝夕間事;子貢對《易》的了解,也不太會陌生。而作上述推測的人,比起五十年前認為孔子和《易經》完全沒有關係的人,是一種長足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因為今日大家讀到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的記載,從而提高了《論語‧述而》所記「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史記‧孔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贊》「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等載的可信性和認受性。

    在子貢心目中,《易經》只是一部卜筮之書,局限於卜筮的價值。從廣義上說,「卜筮」成了《易經》的代名,他將《易經》這種「卜筮」的功能,和老師「它日」注重個人德行修養、識力的判斷的教育方針,放置於積不相能地步,於是《易經》的價值便相應遞減。子貢這種價值判斷,實來自孔子向來對待祭祀、卜筮均採取較輕視的緣故;這和孔子回答子貢上述問題時所指:「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前後一致。也和他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在疾病時子路請禱,他婉言以卻是一貫的。所謂「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何以到了晚年,才反過來花費這麼巨大的精神時間去研究《易經》?少不免予人前後矛盾的感覺。假如現在所做是對的話,過去的便全是錯誤;要是過去的是正確,那麼如今所做的便變得毫無意義。子貢是孔門言語科的高足,他的能言善辯,確實令孔子處於兩難的地步。倘若對孔子的「卜筮」態度欠全面深入的了解的話,恐怕你也會覺得孔子的回應未足以解子貢之惑。本文嘗試以「孔子重德輕筮」的前提,通過下列的分析,替孔子答辯。礙於個人學力不足,孤陋自是者在所難免,亦請通人不吝斧正賜教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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