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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標題： [推薦] 從帛書《要》篇看孔子的宗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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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正念 發表於： 2006/02/22 11:42pm

命運態度，令人置疑

帛書《要》篇有「後世之士疑丘」一句，當中的「疑」字，是孔子假設世俗對其處理祿命的方式有所曲解而引起的。在他看來，在德命上盡了責任，於是在祿命中得到善果，固然視為「正命」；同樣地，作惡得禍，也是「正命」。按照他的觀點：「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這也是他根據前人「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為幸」而來，屬於「常數」。令人費解的是，過去他的學生「顏子好學」，卻「不幸短命死」；有子質美，竟會斯人斯疾，就是一種「變數」。連他自己本身，自問心無愧怍，仍不免於陳蔡之厄，匡人之圍，不見用於世，分明存有德命、祿命報酬不公的地方，就連朱子也沉不住氣說是「上天也有自失正命」處。可是孔子也視同「正命」，堅持「不以變數疑常數」。別人不明白的，就是有些地方，孔子本來可以利用人事手段去改變的，而他卻偏偏放棄後天這種追求，一切委諸祿命上先天的安排。即使偶一卜筮，竟然是「問凶不問吉」。這種逈然異趣的路向，在世俗眼中，就會覺得：孔子「用倚（奇）於人」的作風，連巫祝都不如，如果不是自暴自棄，就是懦弱無知了！

究竟當時人是否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有既定的先天祿命運程，亦很難說。從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看來，儒家對於得失榮枯的出人意表的結果，只採取消極無奈的態度對待，可以肯定絕不會像日後卜祝之流，或者術數家來覬覦大力鬼神之助，替你改命轉運；更不會因為祿命中的得失而稍損其修養德命的純潔與莊嚴。孔子這份堅持，早已得到門弟子的認同。《孔子世家》記陳蔡之圍，「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也質疑「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子回答說：「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令到老人家聽後為之笑逐顏開，說：「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將個人修養與所得富貴貧賤分途而論，是孔門天命思想的原則，即使受到世俗的冷遇，但後世亦不乏知音人，莊子說：「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算是對孔子安慰的說話。孔子下學而上達，畢生用力於崇高而莊嚴的德命，作永無止境的追求；在他過去遭遇到無數次的挫折失意的時候，對富貴貧賤的抉擇，堅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不以其道得失之，不去不處；如今已屆晚年，你叫他再為些少得失榮枯的瑣事，反而轉向低處央求卜筮者從祈禱中獲得福報，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世俗往往單從升斗多寡去衡量一個人的高下賢不肖，是極之短視的行為；然而在高識通達的人眼中，除此之外，還有更高的理想目標存在，孔子的音容始終沒有被世人所遺忘，理有固然。

自承有過，未逮彬彬

孔子曾經感歎的說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說明了《易》學和其它學科不同的地方，不僅僅是學問修養的知性提升，同時也是人生閱歷的結合。撇開伏羲的「象外無辭」不談，由於史闕有間，毋庸臆斷他有什麼坎坷遭遇外，他如文王囚羑里，周公謗流言，何嘗不是飽歷憂患？作為「《易》更三聖」之一的孔子，又豈遑多讓？這也是他「老而好《易》」的原因。在他晚年沈醉於《易經》，整體投入《十翼》的著述工作時，記者先後從他的側面，紀錄了他兩句對學《易》欣然有會的說話：「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若是，於《易》則彬彬矣。」

我推測孔子這兩句話，講的時間大約都在六十歲前後，所追述的，卻是五十六、七歲前事。誠如崔適所說：「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必須等到他晚年沉醉於贊《易》時，令他回首平生，不期然產生一種像「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的感悟，對於《易經》，自有一種相逢恨晚的懊悔，這種懊悔，不是涉世未廣，見理未盡的人所能掌握得住。孔子歎息過去歷盡滄桑，少了《易經》那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的啟示，後悔不能早多「數年」學《易》；「若是」，是指他現時贊《易》時的投入，「韋編三絕」、「居則在席，行則在橐」之類，加上人生閱歷和《易》學的知識結合之後，所得的前所未有的體會。「可以無大過」和「於《易》則彬彬矣」都是自慊見道不明，火候未到的話。「彬」，《說文》本字作「份」，俗字作「斌」，云：「文質備也。」一文一質，一動一靜，一體一用，引申為理論與實踐兼而有之之意。他之所以追悔「時過而後學」，非謂早在五十之先，熟諳於「卜筮」技巧，而是深契於《易經》的進退取捨、應接世變、跋涉前路旨趣，結合人生閱歷，做到磨礱入細，得心應手的地步。於爾麼時，在《易》理的體用上，才稱得上是「彬彬」；沒有「伐樹於宋，接淅於衛，窮於商周，危於陳蔡」的四大厄難，且至歷說七十餘君而不遇，在際行方面才算「無大過」。畢竟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他五十六歲後，在他贊《易》發見至命之理之先，正見得他和我輩一樣，同樣有「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的缺憾。

由上所論，獲見「聖人與我同類」，沒有神機妙算的神通，也不具備預知未來的特異功能。平日遇上一切得失、趨避，並不單靠卜筮來解決，而全靠他的學問、識力、良知，對於是非善惡作出情理的判斷。大家可從《論語》中對古今人物的評鑑，《春秋》中的褒貶，與及《詩經》中的美刺，看到他的智慧光輝。孔子的事功，由下學而上達，從道德人格方面建立起來，只是在平常淺易處做起，不求怪隱卓異，沒有躍離天地、君、親、師的民胞物與範疇。愚意認為孔子學《易》的恉趣乃重於德而輕於筮，子貢與孔子之間的觀點看似相異，實則大同而小異，理由在此。

-=-=-=-=- 以下內容由 本有正念 在 2006年02月22日 11:43pm 時新增 -=-=-=-=-
資料來源 : http://www.hsstudyc.org.hk/chinesehsscweb/c-trip3.htm

本有正念 發表於： 2006/02/22 11:42pm

孔子「天命觀」的影響

孔子的「天命觀」，乃指「天之命」、「天之令」，謂上天之使自己如此。孔子自言「畏天命」，「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存在你我之間，沒有賢不肖及階級貴賤的界限，有其普遍性和永恆性。簡單來說，命有德命與祿命之分；德命，指仁義禮智；祿命，指道之行與不行，事物得失及人壽的吉凶歷年等等。道德、學問、文章，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君子力行不倦，必有所得，完全操之在我，於是儒家主張積極地去肩挑。至於貧富、貴賤、死生、禍福，完全屬於「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又以消極忍讓的態度來面對。以德行為本，祿命為末，這和帛書《要》篇記載子曰：「《易》，我復（撇開）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有共通之處。孔子作《十翼》，用天道來說人事，亦以人事駕馭筮占，一切權之在己。「吾求其德而已，……君子德行焉求福，……仁義焉求吉，……」「故明君……，不卜不筮，而知吉凶，順于天地之（變）也，此胃《易》道。」能夠憑個人識力良知判斷的情事，固然不必求卜；那些既成定局沒法補救的客觀事實，也無謂求卜。即使偶有問卜，其所得結果，也要端視與當事人的際行是否相稱，絕不會盲目覬覦卜筮的逆轉。孔子這種見解，也不是無源之水，上無所承的。

自求多福，一切權之在我

《左傳》桓公十一年記楚莫敖與鄖等四國戰，莫敖屢疑不決，充份暴露其將才不足的弱點，經鬥廉向他清楚分析形勢之後，依然要求「卜之」，於是鬥廉大聲疾呼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占卜的功能只提供解決疑慮的參考，但不能滿足你戰勝的要求；要是優柔寡斷，反而成為行兵上陣的障礙。幸而鬥廉堅持己見，卒之弗卜而「敗鄖師於蒲」，正是掌握情勢的人，可以跨越卜筮的明證。孔子汲收了這一點，對於自己的前路、責任、所應為與不為，完全都在指掌之中，自無必要再去算命問卜，將時間浪耗在求福、祭祀、卜筮之中。他也明白到某些客觀情事譬如日薄西山，窮途末路是不能易轉，這可以從他闡述《離卦‧九三》的爻辭：「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一句看出。天地之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必然現象；同樣道理，「生者必有死」，衰敗死亡，也是人生既定歷程。人到了壽命終結的時候，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所謂「觸山之力不能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孔子豈會不明白？《離卦‧九三》用時日來比喻，是斜陽夕照之象。對國家來說，是在盛極而衰的時候；對於人來說，則年屆桑榆晚景。這種必然的趨勢，絕對不是透過占筮祈福可以助你扭轉逆境，延續壽命。王充《論衡‧別通篇》載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知道後，說：「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正是寫他生命的後期，明知死期將至，卻沒有去求壽，但仍然手不釋卷，「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繼續「學而不已，闔棺乃止」。可以做到的，繼續去做；不能易轉的，則是坦然面對。他一生由下學而上達，「士希聖，聖希賢，賢希天」，永無休止地對德命的積極擔荷精神，正是他從《乾》健不息的天道體會而應用於人生的表現。

同樣道理，一個平日大逆不道的人，卒之遭受凶險的刑責，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實。此一觀念，亦見於孔子申釋《離卦‧九四》爻辭「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一句，他說：「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

好像「臣弒君，子弒父」一類大倫大節問題，孔子認為不是一朝一夕引起的，是「由來者漸矣」的。好比「履霜堅冰至」一樣，踩著薄霜，預見隆冬四野堅冰的來臨。孔子沒有同情被弒者，也不會放過亂臣賊子之徒。他不曾站在暴君一邊，不容詆毀他為替統治者服務；他也沒有替犯上者卸責，使《易經》背上「叛書」之名。只是教人及早分辨，拔本塞源，才可避免覆轍之災；任何一邊犯錯，絕不認同只要求得上卦吉爻，或者諂求鬼神便能倖免。僖公十五年《左傳》載韓簡之言說：「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是既定之意，敗德的產生，事出人為，「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作之孽，豈是筮數可解？孔穎達說：「龜筮知之，從之不能損，不從不能益。」這也是孔子總結前人經驗之所得。

本有正念 發表於： 2006/02/22 11:41pm

《易經》不僅為一部卜筮之書

我必須首先指出「卜筮」在《易》學中的價值。《易經》雖屬卜筮之書，但「卜筮」並不等於一部《易經》的本然全體。子貢輕視卜筮，於是把《易經》也一併丟掉，這是師徒之間所以意見圓鑿方枘，鉏鋙不入之處。孔子在《繫辭》中說：「《易》有聖人之道者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筮列入聖人之道之一，還有「可與酬酢，可與祐神」，與及「知變化之道」等功能。可與酬酢，猶夫子贊《詩》「可與群」。遇到宗族戚友有疑難待決之事，求助於己，可為之決疑，指點迷津，敦篤情好，故云「可與酬酢」，與老子所講的「仁人者送人以言」是同一妙用。後世如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即教人子以孝，教人臣以忠之類。《繫辭》上傳的第九章即專講此法。

歷來研究《易經》的人，不離於數、理、象三途。站在教學的立場，孔子不能不在這三方面為學生「博學而詳說之」；亦不會草率地「贊而不達於數」地「起卦」，抑或「數而不達于德」的去空言吉凶禍福。因為文王、周公作《卦辭》、《爻辭》，都是緊扣本卦本爻而來，用來移此說彼已經不可能（互見者除外，因互見者必互通），何況孤立象數，或者割裂象辭之間去空談義理，所得結果，自然流於失實無據。因此紀昀在《王弼．周易注．提要》說：「使《易》不卜筮，周公必不列太卜；使《易》不明象，孔子必不作《象傳》；使《易》不用數，孔子必不闡大衍之數。」要全面深入研究《易經》，就得兼顧數、理、象三途。大家要注意的是，卜筮只是「聖道四者」的末事，正如荀子所說：「善為易者不占」，按照《易》扶陽抑陰，勉君子而戒小人的性格，不是正當的人、正當的事，尤不可妄用卜筮。故此，在孔子眼中，文辭和卜筮之間不無輕重分別，理由有三：

（一）孔子尚辭：上述《易經》四種功能中，孔子不同一般人只滿足於卜筮一層，他較為重視「言辭」的部份。誠如顧炎武所說：「聖人之所以學《易》，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顧氏此論，可從此從帛書《要》篇：「《尚書》多於矣，《周易》未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獲得印證。「於」字訓「闕」，謂《尚書》多所殘闕不全，不及《周易》的完備。其中保留下來的「古之遺言」，正是《易》的本體，「卜筮」只是用；「予非安其用也」，正清楚表明他的崇尚態度。所謂「古之遺言」，當無過於文王的《卦辭》與及文王、周公合作的《爻辭》，孔子所服膺者，亦在於此，他曾經感嘆地說：「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除了文、周之外，我找不到有第三者可以承受得住孔子這種稱譽。

（二）孔子作《十翼》所揭櫫的人文思想：孔子對於《易經》，「也是一定意義上的作者」，他寫成了《十翼》，就是在前人的卦、爻辭的基礎上，加上個人對自然界事物的觀察體悟，通過思辨篤行而注以新的內涵；即是由神道天道轉化為人道，尤其著重人文教育，作為人類安身立命，乃至於禮樂刑政、飲食男女的行為典範。像他據《魯史》而修《春秋》一樣，賦予一種「竊取」之義。從而揭開了過去《易經》只服務於卜筮的原始宗教神秘面紗，繼羲皇，文、周等二聖之後，把《易經》中的天道以言人事，「本隱以之顯」，納宇宙於人生。如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叫人學習大地既藏金玉，亦不拒糞壤那份厚德。又如《震》雷巨響，猝不提防地驚聞突變，遇到憂危沖擊，他教你「以恐懼修省」、「因恐懼致福」。修省不是尋找人家過失，而是自找過失；致福亦非由於反擊敵人成功，而在於具備更豐富的涵養，以磨鍊出駕馭複雜事變的能力，助你摸石過河，破涕為笑。這種內省之道，正正培育出顏子不貳過，曾子日三省這樣的學生來。

（三）孔子雖重視卦爻辭，對卜筮有所保留，但未嘗倡議廢棄卜筮。孔子最不滿的，就是那些把《易》學只用於「極數知來」、「知吉與凶」的占驗結果的人。比如問事業的，如果求得「飛龍在天」，便滿心歡喜；要是求得「潛龍勿用」，於是垂頭喪氣。對於卦爻辭的其他更高層次的義理，如謂何以「潛」？何以「飛」的原因，一概懶理。尤其那些專門靠祝卜維生的人，徒然掛着《易經》的幌子，不問問卜者行為善惡，只要肯付款，便會逞其機智，替他祭祀問卜，轉危為機；乃至於薰灼富貴，競逐名利。在孔子眼中，《易》學這種發展趨勢並非健全，兼且大大削弱了《易》學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故此他提出了重德輕筮的主張，作為藥世的清涼濟；而這種重德輕筮的理念，又和孔子的「天命觀」有關。

本有正念 發表於： 2006/02/22 11:41pm

作者: 朱冠華

王充《論衡‧別通篇》載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知道後，說：「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正是寫他生命的後期，明知死期將至，卻沒有去求壽，但仍然手不釋卷，「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繼續「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談到「孔子眼中的卜筮」，可以扼要地用「重德輕筮」四字來形容。對於孔子這方面的觀點，現存的文獻專門討論到的並不多，反而在近代出土的帛書《要》篇就非常鮮明。如果將這些材料和文獻的紀載有機地結合起來，有助了解孔子和《易》學的關係，尤其孔子眼中的「卜筮」在《易》學所處的地位。

由子貢的疑惑說起

帛書《要》篇記載子貢質疑孔子何以晚而好《易》時說：「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蔡（察），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子貢的提問，主要針對孔子晚年時，投入大量的精神時間在「神靈之趨，卜筮之蔡」方面。（編者按：□為脫字。）

子貢「夫子何以老而好《易》」的問題，曾經引起學界很多的推測，其中有謂，孔子年青時不學《易》，到了晚年（五十歲以後）才去研究《易》學；亦因如此，於是令到很多學生失去學《易》的機會，從子貢的提問之中，不難發現像子貢一類對《易》學不大了解的學生，一定為數不少。愚意以為，子貢既然可以拿孔子過去和現在的學《易》情況對比，證明孔子學《易》不是朝夕間事；子貢對《易》的了解，也不太會陌生。而作上述推測的人，比起五十年前認為孔子和《易經》完全沒有關係的人，是一種長足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因為今日大家讀到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的記載，從而提高了《論語‧述而》所記「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史記‧孔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贊》「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等載的可信性和認受性。

在子貢心目中，《易經》只是一部卜筮之書，局限於卜筮的價值。從廣義上說，「卜筮」成了《易經》的代名，他將《易經》這種「卜筮」的功能，和老師「它日」注重個人德行修養、識力的判斷的教育方針，放置於積不相能地步，於是《易經》的價值便相應遞減。子貢這種價值判斷，實來自孔子向來對待祭祀、卜筮均採取較輕視的緣故；這和孔子回答子貢上述問題時所指：「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前後一致。也和他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在疾病時子路請禱，他婉言以卻是一貫的。所謂「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何以到了晚年，才反過來花費這麼巨大的精神時間去研究《易經》？少不免予人前後矛盾的感覺。假如現在所做是對的話，過去的便全是錯誤；要是過去的是正確，那麼如今所做的便變得毫無意義。子貢是孔門言語科的高足，他的能言善辯，確實令孔子處於兩難的地步。倘若對孔子的「卜筮」態度欠全面深入的了解的話，恐怕你也會覺得孔子的回應未足以解子貢之惑。本文嘗試以「孔子重德輕筮」的前提，通過下列的分析，替孔子答辯。礙於個人學力不足，孤陋自是者在所難免，亦請通人不吝斧正賜教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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