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純文字方式查看主題
- 緣生術數研究社 (http://leold.yuensang.com/cgi-bin/leobbs.cgi) |
|
-- 作者： 鳳翼
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main-c/active/past/newact/new1/cc1.htm 以《古今圖書集成》所收書為中心
（會議論文，萬勿徵引）
張哲嘉*
即使當它錯的時候，也還是很有趣。 Donald N. McCloskey[1]
1975年秋天，在美國的《人道主義者》（The Humanist）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標題為＜反對占星：186個頂尖科學家的聲明＞（“Objection to Astrology, A Statement by 186 Leading Scientists”）的宣言，並得到包括18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科學界重量級人士共同連署。聲明的開頭宣稱：「各個領域的科學家同為世界各地日益接受占星術的情形表示關切。」[2] 後附兩篇文章陳述他們的論證。這份聲明隨即受到知名科學哲學家Paul Feyerabend無情的訕笑。他譴責這些科學家不過是用陣仗和權威的頭銜仗勢欺人，所拿出的論證就連1484年羅馬教廷同樣目的出版品都還遠遠不如。[3] 然而Feyerabend此舉絕無恭維星命學或為其辯護之意，在文章的末尾他也提出了自己對占星的批評。另一方面，今上教皇若望．保祿二世也繼承了教廷一貫的傳統，至今仍在不同場合大聲疾呼相信占星及察看命盤是一種罪孽。[4] 來自宗教、科學、科學哲學三方的夾擊圍剿，恰只是證明了星命學在人世間影響力之不可輕忽。這個稍經思考即可知道不可能永遠預測正確，要證明他對比錯更困難的東西，卻能在古今中外無往弗屆，讓無數人信奉風靡，我們該要如何看待？ 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星命學。像這種自稱能夠根據某套特定規則來占算每個人一生休咎禍福的方法，既需要知識，也講求技術。在理論的建構上，它的確常帶有規範、應然的面向，但其立足的關鍵在於其實踐的信用，它不但要具備一套自圓其說的說詞，更要有足夠預測未來的能力。術者的判斷，日後必須受到結果是「正確」抑或「錯誤」的驗證；它的推理過程也須依照其前提所設下的規則來進行，讓同樣接受這套前提的人也能依此規則評價他的斷法是對是錯。儘管人類的知識發展至今日，我們已經知道「偽科學」(psudo-science)是星命學比較合適的歸類。但我們也必須指出：這畢竟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幻覺無根的囈語，只在患者自己瘋癲的世界裡為真。星命學必須具足說服他人的形式，最重要的是必須被認為有效。如果除了術者之外完全沒有人承認它有過成功的案例，別說要受到廣大接受，就連存活都大有問題。 案例正是本文的切入點。既然星命學的每一次操作，就是再一次接受案例的挑戰，則星命學知識自建立至今一路走來，自然與已經經歷過無數案例的考驗，那麼如此下來，案例在星命學的文本中是居於什麼樣的位置？此外，和任何一種預測性的學問一樣，星命學必然有過遭遇到理論失靈的時候，這時他們如何回應？依照前述的假設，一套星命知識能夠存活必然有過成功的往例，那麼這些例子是否也曾反餽，使星命學的理論內容更轉精密深沈？筆者在這篇文章中，將以中國的歷史資料來討論這三個問題。就這個研討會的主題而言，像星命學這樣的學問其實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暫且抽離出案例累積出知識進步的假設，來思考可能是一套可能是荒謬學問下的所謂案例，在知識建構時會怎麼運作。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論星命之是非反成餘事。 本文將取《古今圖書集成》（以下簡稱《集成》）內《藝術典》的「星命部匯考」當作討論的中心。這樣選擇的原因有三：第一，在無法在一篇文章論遍所有古代星命學文本的情況下，《集成》足以代表一個清初知識權威所的具代表性的抽樣。第二、就知識範疇的問題上，《集成》也代表了一個當時學術權威的分類，將星命與其他術數及學問區分開來，可避免武斷地以後代的知識分類法去取古籍。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由於星命類古籍新舊知識疊壓在同一文本的情形非常普遍而嚴重，在用《集成》作為基礎，可以避免掉因版本問題產生的一些麻煩。儘管以下我們將會看到《集成》中所收一些早期典籍的年代仍然無法解決，另外也有些早期古籍增益入明代新成份的例子，但是於此我們至少可以確定所考察的標的是一個清初的版本。以下即以《集成》為中心，配合一些其他的資料，在各式各樣的星命學發展至清初時的橫切面上，根據當時知識權威的分類與抽樣來進行討論。 本文首先要先來看中國星命學的源流，以為背景的介紹；其後將說明《集成》「星命部匯考」中13 部典籍的大致內容以及其中所收案例的情形，藉以回答上述第一個問題。接下來則要說明星命學如何處理理論失靈的狀況。在回答前兩個問題之後，再來觀察所謂成功案例的地位，以及案例與知識內容建構關係的問題，將有較均衡的理解。
中國星命學的源流
史學界有關術數史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其中較為成熟的是有關於天文、曆法、以及以星占預測國家休咎的部份，至於以術數推算個人祿命的學問最初如何起源、如何發展的早期情形，不免還有很多模糊混沌無法解明的地方。目前學者最清楚的部份，是西洋占星學在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ca. 100-178) 將亞里斯多德的科學權威帶入了決疑占星學，同時也為出生及受孕的星圖提供了理論基礎。其後輾轉傳入天竺，轉化成為具有印度色彩的占星學，接下來再藉由北天竺密教僧侶不空（705-774）從759到764年所翻譯的《宿曜經》正式介紹到漢語世界流布。其中一支再經不空的嫡傳徒孫、日本的弘法大師空海（774-835）東攜返鄉。學者認為後來在日本占星算人祿命的「宿曜道」即直接承襲這個系統；另外中國後來發展的需要天文知識的五星等占星術，也是來自這個淵源。[5] 至於目前風行一時的紫微斗術，雖然毫不須要天文知識作為推算的基礎，卻也很有可能是這個譜系的支流在更進一步中國化後的產物。[6] 764年《宿曜經》的漢譯是中國祿命學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不意味之前就沒有星星可以決定人命數的想法，更不代表用術數的方法推算個人命運完全是個舶來的觀念。先秦早有命數前定並可用卜筮或相術來前知等流行的信念，曾引起墨子、荀子等哲學家的攻擊。若論以一套完整的解釋架構來推算、預測個人的祿命，至晚在東漢初年就已出現。[7] 而且在當時術家中似乎看來最為合理，所以富批判精神的王充在評論各家術數時，對祿命學卻只是從輕發落。[8] 其後三國時代的管輅、東晉初的郭璞、南朝的陶弘景都傳說對祿命的發展有所貢獻，不過詳細內容不得而知。到了隋代蕭吉撰《五行大義》則列有三十六禽法，明顯反映當時星命學的內容。[9] 最早有關祿命之學較詳細的資料遲至唐貞觀年間才出現。據說當時術者橫行，唐太宗為之側目，乃命十八學士之一的呂才撰寫《祿命篇》等共三篇專論批駁其說。後世對於算命的主要的質疑或攻擊，始終大致不脫呂才批評的範圍。他說： 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10] 他進一步從古典出發，由當時最具公信力的經史文獻中，揀出帝王的生辰檢驗祿命學的說法是否成立。現代的祿命專家從他所引述一鱗半爪的法則，與今日所通行者可舉出八點相同，可看出當時論命方式與今時的關連。[11]
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偝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𢒼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 是歲壬寅正月，命偝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偝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弒，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12]
要之可約略歸納為「同遭遇多人之命造豈可能相同？」「同命造為何際遇卻不同？」以及「法則為何多見不驗？」等三個古典問題，日後不斷有人一再重提。但是儘管動用了這麼雄辯的論述以及如此確鑿的反證，並以朝廷的名分討伐，呂才並沒有能讓祿命術者的聲勢稍減。史稱「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13] 可惜由於史文很明顯地在立場上倒向呂才這邊，完全沒有報導術者是否曾試圖以論理的方式答辯，更不知道他們如何「訶短」了呂才。這次熱鬧的事件也就像教會、諾貝爾得主等譴責占星術為異端的宣言一樣，最後依然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依舊這樣各自表述下去。 無論如何，這個事件之所以能夠登上正史本文的檯面，所透露的訊息恐怕不是術者的氣燄在當時有如何高張，而是讓術者的氣燄能夠如此高張的背後，可能有相當的士大夫階層的顧客給他們撐腰。呂才這篇論文，無論從論述形式或論理風格來看，其對象都不像是要說服術者拋棄他們的技術，而更像是要勸說受過完整古典教育、理應相信經史的士大夫顧客要迷途知返。但即使是這一點他們也沒有成功。唐代正是子平、占星這兩大支的祿命之學的發展史正開始轉趨清晰、搬上台面的時候。之所以能夠如此，正是幾位傑出的士大夫為他們吹捧唱和，留下記錄之故。 就四柱這支而言，有一位稱為琭珞子的人物，相傳為「言祿命者所自出」，但不知何許人，據稱他以八字推演吉凶禍福，又似不如子平術的最早確實可考的先驅人物李虛中早。根據李虛中死後大文豪韓愈為他寫墓誌銘的，他是「最深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對其推崇備至。[14] 韓愈本人對於占星似乎比四柱興趣更濃，曾作＜三星行＞，大談自己的星盤命理，此文更被後世一再引述。[15] 從此可見，顯然占星之學在此以前就早已傳播開來，傳統說法比《宿曜經》更常被提到的來源在是唐貞元年間，一個名叫李弼乾的術士將《都利聿斯經》由西域康居國帶入中原，並在長安「推十一星行曆，知人貴賤」，從此聲名大噪，載入史冊。[16] 晚唐詩人杜牧自撰墓誌銘時也提到自己的命盤，並用來解釋自己的部份際遇。[17] 北宋蘇軾亦頗好此道，曾感慨自己命造與韓愈均磨羯入身命，「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18] 此下一直到明初，「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善道之」。[19] 換言之，算命這件事，決不如一般想像的只是底層階級下愚者用來餬口談天的不入流東西，早在唐宋就已經是上流社會的風尚之一。而這也就是《古今圖書集成》將其收入其中的社會背景。
《古今圖書集成》中所收的星命典籍及其中案例
誠如前述，中國的星命學經過千百年的發展、累積、和轉變，不同時代的思想與資料逐次疊壓於文本之中。在《古今圖書集成》的星命匯考中所收的13部書裡面，其中最早者託言作於東晉，最晚則在明代中葉成書，惟實際的情況比題名複雜得多，其中一些版本經過後人的刪定或註解，有的更增益以後世的資料。要言之《集成》所收的版本可視為為明代以前各種重要的星命傳本發展推演至清初一個橫切面的遺跡。以下將順次考述這13部書的背景與內容，並將其中所收案例的情形略加說明，以作為後面進一步專論案例的準備。
一、《玉照神應真經》[20]： 這本書「舊題」是東晉郭璞原著，北宋徐子平註。《集成》的編者用「舊題」二字表示了對成書年代的懷疑，而當代的學者也不認為早於相傳作於唐代的＜珞琭子＞。此本只有歌訣和理論，沒有任何具體的案例。
二、《天元秀氣巫咸經》[21]： 卷首稱說此書的原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四柱先驅珞琭子，在人世間經過幾番隱顯沈浮，在宋元豐間終於正式被重編刪定成書。本書的結構乃將十干依序討論。此本也未收任何具體案例。
三、《張果星宗》[22]： 相傳為唐玄宗所禮遇的道士、後來名列八仙之一的張果所撰，但是在此所收者應屬明萬曆中葉陸位的輯本。陸位字斗南，浙江蘭谿人，在汪雲陽原本的基礎上將《果老星宗》重新輯刊行世。1593年南京戶部尚書韓擢為這個新版本所作的＜序＞中形容他：「陸生操司馬季主之術，挾果老之奇而遊於世，惡所適而不可哉。」[23] 儼然為明代中晚期東南一隅操果老術的活躍人物。完全由於書中陸位的評註和明代才有的官名時時穿插其間，但這並不代表此書純然是一部明代的托古偽作。[24] 藪內清根據杜牧的＜墓誌銘＞中有關星盤的記載，指出《星宗》的星盤與近代星家所用不同，卻和唐代已知部份的宮位排列法一致，認為此書頗有來歷，可能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代的占星法內容。[25] 另外，有一位現代研究《星宗》的人士根據書中星圖所表現的「歲差」，推得這些圖當在唐德宗以後，北宋初之前測繪。[26] 筆者對古曆一竅不通，在此誌出留待古代天文學的專家斷定。 這本書不僅在《集成》裡面，甚至在整個術數史的書籍中都是一顆搶眼的明星，除了上述藪內清外，還有李約瑟 (Joseph Needham)、矢野道雄、何丙郁等幾位科學史宗匠都曾先後提到過此書。[27] 首先，這部作品收容了些年代較早的星學內容，也需要天文知識來推算。與今日風行的「紫微斗數」相比，《星宗》和西洋占星的血緣接近得多，因而不但足以體現天文學大傳統的一個側面，而且也是了解全世界的西洋占星學流傳演進軌跡的一個重要證據。這本書是屬於占星系統中較為完整的著作，全書結構頭尾完足，可以讓研究者窺得全貌。從基本理論、排盤方法、星格喜忌、以及各種人生的課題論述都不應有盡有，理論與實務兼備，和今日坊間教人如何算命的書籍已經相當接近。特別此書還提供實例，而正是這些實例特別引起了科學史家濃厚的興趣。他們從《星宗》末卷所收《鄭氏星案》的星盤中找到了東西占星學接軌的地方，矢野道雄並取以與印度等地的占星盤做了初步的比較。[28] 除了《鄭氏星案》之外《星宗》末卷還另收了《杜氏星案》，兩者都是較晚的作品。《鄭氏星案》作者為鄭希誠，元末明初人。根據《集成》後面和《溫州府志》的記載，他在18歲的時候因偶然機會入山遇見異人授以《果老五星》一書，從此以後用書中占星之法算人命運「輒驗」，以致求占者門庭若市。他算命的辦法是「問人生辰即書所生之七政四餘及干支化曜於盤上，倒懸之仰觀旬日，人之壽夭禍福窮通錙銖不爽。後卒書不傳，今有所撰寫占詞七十二張行世。」據說後來永樂年間有個有個名叫汪廷訓的人得到這批占詞，「效其法，亦取驗。」[29] 汪廷訓學習占星的方法倒是跟醫學史中學習「丹溪醫案」的掌故頗為類似。[30] 現在我們看到的《鄭氏星案》與上述所謂「占詞」的說法基本相符。目前《星宗》內共有40個命例，均以一張星盤為中心，標出重要的喜忌神殺，然後對本人一生重要歷程的批斷。根據現代潛心研究果老星術的人士指出，《鄭氏星案》的40個案例中有一部份可以完全還原成本來的年月日時，已知部份分布在到1312到1376年之間。[31] 《杜氏星案》也是為人批命的占詞，作者為杜全。根據《集成》中陸位等的敘述，乃是浙江括蒼人氏，早年遇到神人授以星術，遂著名於成化年間，「算多奇驗」。[32] 今所傳乃「好事者錄其批詞，僅二十餘章，彙句成集。」[33] 雖說有20餘，其實書中只餘17章。今取最短者以為示範： 命坐端門最上頭。神羊獨立在南周。計羅截斷身飛出。金水扶陽主入遊。性如火發沖牛斗。傑然特出異常流。纔交弱冠來年後。一躍龍門拜冕旒。[34] 占詞全為韻語，詞藻豔麗有餘，但是所承載的資訊不多，而且很多地方也是模模糊糊，似乎現代連專家也無法像是對《鄭氏星案》那樣，依據這些占詞來還原為本來的星盤並加以解說。從陸位的引言看來他好像也對《杜氏星案》的內容稍有微詞，但是還是肯定這批資料的價值。他說： 杞梓楩楠，材各不同，無非棟梁榱題之具也。況見鳳一毛，窺豹一斑，而全體可知矣。[35] 其中「鳳毛」、「豹斑」的比喻，倒是與醫案＜序言＞習見的套語十分類似。 蓋現代以前的「星案」一詞似出於明代。除此處二例外，筆者只知道另外《明史》＜藝文志＞中有《文武星案》6卷，亦屬於張果星學的系統。[36] 或許此一辭彙即明代書商所創造，亦未可知。重要的是，星案在此雖然只是以最為素樸的方式，以交接顧客時的占詞當下的痕跡，而與宮廷裡面的「脈案」相似，尚無如更多醫案般經過作者事後更多的鋪陳和詮解，但已經足以成為後學者模仿學習的有效教本。而這兩部星案的基本特性就是我們對於被占者的背景資料其實一無所知，也只能假定他們能夠流傳下來是因為他們的準確性已經先得到前人的肯定，或至少批詞的解釋深得星學妙諦足為後式。有關於一個算命法則如何能夠成立或解釋的問題，其實最好的辦法之一就是取得一個眾人所熟知的歷史人物的資料作為佐證。關於這樣的潛在需求，《張果星宗》也提供了另一個範例。 在本書的第3卷有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場景。傳說中的仙人張果看上年輕人李登淳厚質朴，可傳仙道。但是李不願學仙，只願意在星命之中，願聞一二。乃開始師弟之間的問答，頗具醫經中黃帝與雷公答問的古風。乃有＜先天口訣＞、＜後天口訣＞乃基本原理，苦口婆心用寅命示例，使學者可以類推。接著是＜至寶論＞，乃啟法則不準之疑。其中有五個具體的案例，由李問為何不符，張解答。後面的＜評人生稟賦分金論＞有果老、王勃、李登、楊國忠父子、張巡、姚崇、安祿山、李淳風、唐玄宗、李林甫等共18個命盤。最後以李【心登】的口吻跋曰：
前後問答數十條，俱論唐世朝臣及星芒見諸分野，應安史之亂。以其文語聱牙，用事詭異，故節之也。然談星之要實不外乎此。後學者融心於此，即有所得矣，不可忽略宜細詳之。[37]
乍讀文本讓人興奮，但是若稍微考證其年代，則又發現所舉名人的資料無不錯謬百出。而章末所標注的年代「嘉平二年」也與場景無法符合，全篇透露出一股詭異的氣息。[38] 在此必須要指出的是，《張果星宗》經過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不乏精通史籍的學者閱覽，然而他們都沒有指責這篇在年代上嚴重失實而將其剔除在外，莫非儘管人事出於假造，但是所提示的法則不能廢？如果如此，那真是高明的術家給呂才式的論證所開的一大玩笑。無論如何，以歷史人物作為祿命之學檢驗的基礎，是正反兩方同時運用的方式。儘管事實上好像都沒有發生決定性的作用，卻仍然樂此不疲。 除了此卷之外，以「韓昌黎生之辰月宿斗，東坡亦身在磨蠍宮，可見月宿於斗最出文人才子也。」這樣的形式另外零星加入了少數的案例資料。[39] 加上二星案所收57個批詞，全書共收案例60 個。
四、《耶律真經》[40]： 這本書在當代科學史界不算太有名，但是在傳統的星命學界則似乎受到相當高的重視，曾因其引述比率之高引起何丙郁的注意。[41] 除了有一個異本被收入萬民英《星學大成》的卷10外，[42] 還有另一個內容相近的版本更被收入《四庫全書》之中獨立成書。[43] 《四庫》＜提要＞所用本的序言，此書乃遼宗室耶律純於984年出使高麗時，向該國精通占星術的高僧國師乞學而得。但因歷查無得，斷為偽書。惟在中國會把從號稱外族小邦的書籍輸入還流行一時，確為罕例。筆者曾經比較各種星家、密教典籍以及宣化所出土遼代墓葬星圖的宮位名稱，發現這本相傳遼代星書是唯一與出土文物相合者。這是否代表占星學是否別有一支在高麗、契丹等地發展流行後再回流至中土，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知道。此書並未收任何案例。
五、《五星壁奧經》[44] ： 從名稱即可知此書屬於占星系統，從內引官名來看年代是宋代或以後的作品。此書雖名為經，但是體例與一般的經典並不相同，全書的內容只有四十個批命的斷例，書中稱為「清臺四十星格」。這裡所謂的「星格」與星命學習稱的「格局」似乎不盡相同。「格局」這個名詞至少可以早推至宋人蔡絛的《鐵圍山叢談》，據說當時「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由。」[45] 從敘述上看來頗同於現代所理解的「命相家指定格與合局」[46]，亦即重要的星躔或術數元素出現特定的組合方式，並非實指任何一個個別的命例或星盤。一個命例即使符合了格局的基本型，也須綜合考慮其他因素是否影響或「衝破」了格局的純度，才能許其「入格」。而在這本書中雖以較為抽象的「格」為稱，實際上則只是對某一特定例子的批命。其文法與南宋的《太醫局諸科程文格》相類，意指合格的範例。每一個例子先以二句七言為斷，下以小字註解此人身分，最後加上數句批語講述其人之宮位和星躔配置為何能使其達此身分。所舉的身分除一富壽、一富貴雙全、一貧窮、一出家、一拙人、一破祖、一惡死、二夭折、一下第、一廢疾、一犯重典、一刑囚、一夫人、一婢妾、一娼妓、一淫奔外，其餘都是官員，批語也注重在為何達此官位。其中六個有姓，在形式上顯示是實例。 似乎純粹以案例立格，其中六個搖標注了姓氏。全書40格，其中一個收有2例，總共有41個例子。
六、《壁奧經》[47]： 此書與《五星壁奧經》體例相同，由120個號稱「星格」的命例組成。跟前書比起來這裡的描述更為簡略，只用一句七言作斷，而且後面的批語也更短。七言下小字的註解沒有任何特指的人士，不過所包含的範圍卻較為廣泛。除了身分之外，也包含了主目疾、少疾、先凶後吉、遊蕩、乃至反覆無成等，另外也有一些有福、勞碌等模糊的字眼。但即使如此，在形式上本書似乎是針對某一星盤如何從星盤的多種變化中看到這一種性質的示例而已。若此看法為確，當計有120個例子。
七、《望斗經》[48]： 共分三篇，亦屬占星系統，成書年代不詳。大致體例為先下一句原則性的經文，後接註解說明字義、引用其他經文、或舉出適用此經文的星盤的幾種可能性。此書喜歡用歷史人物為說，包含了阿難、項羽、伯牛、子夏、莊子、西施、孟母、賈充女、李廣、仲尼、孫子和龐涓等等，但並無任何會被誤會成擁有他們的星盤作為案例之意，只是拿他們某一特定的際遇比喻某種情況，如子夏失子、莊子喪妻而已。雖然經文中暗示作者曾經看過許多星盤，所以大膽地說某種情況「斷為」或「多為」如何如何，並無實際的案例示現。
八、《琴堂步天警句》[49]： 和《望斗經》屬於同系，體例也頗為類似，只是經文部份較長，通常為三行；而後面基本上只是對於警句的註解，也缺乏原則性的星盤整理。同樣也沒有任何案例。
九、《琴堂五星會論》[50] ： 此書和前面的《壁奧經》、《五星壁奧經》類似，唯一內容為「論富貴六十九格」，雖不推演理論，但也不如前二書為針對特定命盤立說。此書稍微歸納地描述星盤可能出現的某種現象然後加以論斷，跟一般命書所稱的格局較為接近，可以容納多種共同屬性的命盤模式。故本書所列舉案例數目為0。
十、《琴堂指金歌》[51]： 書末的跋語云此書「作於唐而秘於宋」。和前面的《琴堂步天警句》一脈相承，是經文－註解的形式。未收任何案例。
十一、《磨鐫賦》[52]： 體例同前書。據《集成》小字註解，此書乃是從五星流派的諸家論述中一些判斷的公式，「摘之以便取用」，並無任何具體的案例。
十二、《蘭台妙選》[53]： 據《集成》註解此書的特色是專以納音地支取象，在系統中似屬獨具隻眼之作，但對本文的目的而言則像是另一部四柱版的《望斗經》。文中「石崇排金闥之筵」、「武帝送窮船」，均也同前只是比喻而已。無具體案例。
十三、《三命通會》[54]： 此書乃《集成》星命部著作的殿軍，跟張果、耶律的著作一樣受到乾隆館臣的青睬，另一版本也收入《四庫全書》。根據《四庫》本該書的＜提要＞所說，這本書是當時最重要的星命學著作，「自明以來二百餘年談星命者皆以此本為總彙，幾於家有其書。」[55] 可見其重要性。 此書在《集成》中未標明作者。《四庫》＜提要＞根據《明史》＜藝文志＞之資料推定乃明嘉靖庚戌（1550）進士、前述《星學大成》的編者萬民英的另一部作品。[56] 筆者考諸《集成》本書＜將星扶德＞條中有段自論稱：「余命庚寅日生十二月大寒後…生丑月…年壬午…時丙戌，柱有偏官所以典兵刑為清台，日主休廢，官故不大。」[57] 與本書匯考45的作者自記八字以及後面所附萬民英的生辰資料（陰曆嘉靖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時／陽曆1523年1月3日午後9-11時）均相吻合，可資佐證。[58] 蓋萬民英的一生雖然是進士出身，卻有大半輩子浮沈於大寧都司、茂山衛右所、福建興泉兵備等武職，最後於以省級單位的參議致仕，恰符合自論所言以及書後生辰對他冠以「參議」的稱呼。[59] 萬民英在撰寫的同時並曾專論其命造解釋為何得此名位，似乎對於命數前定以及命數可預測這兩點都抱有無可質疑的信心。 全書36卷，為《集成》卷帙最龐大的一部書，主要在討論子平學的理論，但也為講星學者所宗。書前面先從造化之始、五行干支起源等最基本的原理起論，並以極其系統的方式將四柱之學中各種術語的性質討論，可謂命學的百科全書。作者顯然掌握了極多的八字實例，在行文間旁徵博引，論中夾議夾敘，據筆者初步計算共提到了328次完整的命造。由於星學早就已經借用了很多傳統術數的內容，裡面有很多解釋也為後世講占星的人士所沿用。但所收的案有十分奇怪者。如他指出某一類的組合甚凶，「命必傷殘，不然畜生。如癸丑、乙卯、乙丑、癸未是豬命。」還有「平頭三刑空亡五行無氣便是畜生，如戊寅、庚寅、庚寅、戊寅是犬命。」[60] 真叫人看了真不知如何措手。須待方家指教。 就本文的興趣而言，《三命通會》最吸引人的部份在於從《藝術典》卷613到619，以日柱、時柱干支所有可能的組合120組為綱領，立下斷語，並每個斷下附註了作者所蒐集到八字的實例。這是一個極其可觀的八字資料庫。儘管這七卷很顯然加入了萬民英身後繼續擴編的八字，這毫不影響其價值，值得專文討論。據筆者初步計算，這七卷總共收有3604個案例，連同前面全書共有3932個案次。
在上述13部典籍之後，《集成》的「星命部」承襲一貫體例，以卷629的＜星命部總論＞、＜星命部名流列傳＞，以及卷630的＜星命部紀事＞和＜星命部雜錄＞作為壓卷。其中包括了呂才的＜祿命篇＞、宋濂的＜祿命辨＞等等。後面的名人傳記最早者數北齊的魏寧。然而這並無否定祿命之學在更早即已存在的意思，蓋所收最早的《玉照神應真經》作者郭璞，以及前述的管輅的傳記，都已收錄在《集成》稍前的「卜筮部」，故於此不再重複。傳記、紀事、雜錄中收有推命神驗的故事甚多，但因不涉及在文本中的位置，所以在此不予計算。 總計《集成》的星命部匯考共有4257個案次；在13書中共有4部收有案例。分布情形並不平均。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以中國有數千年悠久的算命歷史來看，這樣的數字其實很少，尤其是跟西方的Lily等每個占星家動輒有一、二千的案例相比更顯得微不足道。不過在此必須要提出來的是，東西方所留/下的算命案例在性質上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之所以能夠這麼多，很大的原因是西方占星術具有為小事卜筮的功能，所以容易累積很大的數量。占星學傳到中國之後，雖然仍然保有這種特色，但是幾乎不出現在理論之內，也罕見記錄這種能力操作的實況。[61]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所留下記錄者有極大部分是出自官宦，女命已極少，另點綴以些許貧、病、夭、奇死等特別的案例。這和西方古代也好、現代也好一般了解的情況均不相符。較合理的解釋是中國的術者有很強的動機需要解釋或解答仕途順逆的問題，現在所知的案例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被篩選出來的結果。[62] 這些少數有幸被特別選出來放在書中的，當然是我們藉以了解祿命之學實際操作極重要的史料，其所能展現的面向與訊息，可以隨研究者所問的問題有多樣的分析方法和解讀結果。就本文的立場，首先所要看的是就是這些案例在整個立論中的位置，跟沒有展示案例之前相比，對於星命學的知識體現又有哪些差別？ 就位置而言，前述集成的例子中，《鄭氏星案》、《杜氏星案》、《壁斗經》、《五星壁斗經》是完全獨立於其他部份的。這些都是以實用的批詞形式出現，不涉及理論的推展。所用到的術語，是用來推論預言的基礎。這些對於這門學問的功能，似乎不是要來生產新的知識，而是要讓既有的知識變得更具體和更清楚。在功能上，二經在形式上是以真實的命盤來給命格示例；而二案則是可以讓學者見識到抽象法則付諸實際應用的方法。惟在這樣初步觀察的描述，儘管能夠大致知道案例在星命學文本似乎居於邊緣而獨立的地位，對於案例對於整個學問的意義，卻不容易澄清。要在這個問題有所進展，恐怕需要在有意義的問題的催化下才能做到。
案例對星命學的考驗
對於千百年來無數譴責並企圖消滅算命的人士而言，最難解也最難堪的是：為什麼他們已經提出這麼多雄辯的反證和邏輯的論理之後，還會有這麼多人要前仆後繼地加入算命的行列。尤其不可思議的是，算命的擁護者毫無教育程度或階級的差別，甚至也宗教教義也無法約束他們對星命的渴求。而且很顯然地這些人很多並不缺乏理性，有些甚至極其傑出。他們也無法指責這些人是盲目相信算命，韓愈、杜牧、蘇軾這些大人物在談他們的命理的時候無不說得頭頭是道; 較不有名，卻花了畢生精力編纂出《三命通會》、《星學大成》這兩部巨著的萬民英縷縷談他自己命運之所以然時，何嘗缺乏說理，而字裡行間的感情卻又是那麼真切。所以如果真要能打垮算命的應援陣營，關鍵之處恐怕是在能否解釋出為什麼有前述那麼多成功的案例。因為那些才是長久以來算命真正打動人心的地方，這卻也是反對算命的論證最欠缺的部份。 這個困結的確難解，至今仍沒有人提得出一個讓大部分人都能信服的答案。命理不像醫學，有時可以找到另一套知識權威為其部份內容背書，如有些中藥的公信力就有化驗的支持如虎添翼。在星命學的情況，正反雙方缺乏共同接受的任何標準來對話，除非預先接受祿命術者的前提，否則根本沒有基礎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有「奇中」的情形，但術者的前提本身就是要被革除的對象，接受了也就無異先自壞立場。算命的反對者似乎在此無措手之地，他們甚至沒能藉著一些算命行騙的社會事件來指控所有的算命都不過是騙術。[63] 認為術者完全不可信者，只能說「其有合者皆偶中也」。[64] 態度較溫和的則以「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來面對這個問題。[65] 研究西方占星學史的史家承認：當他們必須要談到占星這種不為現代科學所接受的學問時，不免懷著些有些紆尊降貴趨談小道的心情。因此，也多少感覺有義務要找出一些合理的說法，比如說古代人的生活作息與氣候天象的確息息相關等，來解釋古代有那麼多人深信占星學是有道理的。[66] 筆者以為類似這樣的說明特別有助於了解為什麼一套占法在某文明容易存活與發展，但是對於解決為何人們相信星命學並非關鍵。此問題甚大，當另撰文討論。簡言之是危機處理能力的問題。蓋所有的占法無不企圖以為數極有限的因素為基礎，來解釋並預測人世間發生無限可能發生的事情。即使有朝一日能夠證明現在史家所嗤之以鼻的占法其中一套為真，如果沒有足夠的技巧，以此法占候的失敗機會無論如何都會很多。所以要不被淘汰，越容易應付案例挑戰危機者越有利。而一套占法的內在理則若越接近一個文化的思考邏輯，在預測失敗的時候重新給自圓其說的解釋或被人們原諒可能性就越大。[67] 持平而論，在講到算命說的是否驗證這件事上，其實有很大的模糊地帶容許自由心證，如此就可以創造出相當的餘裕或機會導向有利於算命立場的結果。很多時候占者所說的預言會在聽者的心中醱酵，足以讓他們聽了後激勵起勇氣採取行動，進而積極促使預言成真；[68] 有些時候則是讓顧客在事過境遷之後許久還能慢慢咀嚼，偶發一次「驗耶？不驗耶？」的低迴。[69] 大體說來，人們對於預言或法則應驗的裁定標準並不算嚴苛。宋朝不過是有四個年份恰巧有兩位狀元同歲，就有人以為其中必有什麼神祕法則在背後主宰，「此於星曆必有可推者。」[70] 另一方面，《四庫全書》的總纂官在給多部星命書作＜提要＞時，常是一面說書中所記的法則「有不驗」，一面還是把這些書納入了皇家欽定的大典之中。[71] 在大多數人的心中，還是假定或期盼會存在著一些法則來解釋人世間萬殊的現象或巧合的。 但大眾的寬容和反對陣營的無計可施，並不代表術者就會一直恬然燕居、故步自封。無論我們對於星命學有著什麼樣的觀感，都不應抹煞的確有許多人死心塌地相信這是真理，並且努力想要找出理論失靈的原因及解決方法。前面說到呂才提出的三大古典質疑：「同時遭難的多人怎麼會同遇煞星？」「同時出生為何際遇完全不同？」以及「依法命當如此，但為何結果卻會相反？」，後世絕少正面提及。但是問題還是無法逃避，對第一個他們的態度幾乎是完全漠視；但第二、三則關係甚大，他們提出了很多新的解釋和更多的法則來回應。事實上，只要可能導致不幸的法則夠多，要從命理中找出為何一個人會罹難不會太困難，反正也沒有人拿得出長平四十餘萬條冤魂的全部命造要術者一一驗算，第一個質疑置之不問也無傷大雅。從筆者所見近代一些有關名人為何可以成功立業的命造評註來看，術者活用法則解釋人事的應變能力相當強，解釋災難當可跟解釋富貴一樣遊刃有餘才對。 有些算命法的狡辯方式可謂匪夷所思。竟可以拿祖傳古書失傳相關部份來解釋為什麼算不靈： 道光以前，山西有以蠢子數鬻技於都中者，頗有驗。其於湘人劉協揆之降調升復，語皆符合。武陵趙文恪公慎畛曾就其人而詢之，乃之此數於國初由關東傳至山西，原書八箱，五箱損於水，遂有無從檢查之八字，即諉之此沈失之數…[72]
有的時候問題卻一點也不複雜。蓋有關計算的任何知識，輸入資料的錯誤永遠是結果不真最好用也最先要檢查的理由。尤其在沒有時鐘、報時的暮鼓晨鐘又只有極少數人才聽得到的時代，生辰的錯誤當然是一個合理的懷疑。[73] 命書中常穿插了一些確認出生時辰的小祕訣，如用頭上的髮旋來斷時辰交界的疑惑等等，正是反面說明時辰難以確定的困擾。誠如吳一立（Yi-Li Wu）所指出的，儘管醫生在台面上的文獻振振有辭地聲稱他們已經如何如何克服難題、掌握了控制流產、以及猜出胎兒性別的技術，不斷新出的偏方恰恰無聲地訴說了之前舊方的不足依賴。[74] 理論內容的不斷擴充和複雜化正是中國星命學史的特徵。從好的方面看當然可說是這門學問有生命在發展，但正像胎產知識的情況一樣，這同時也無可抵賴地暴露出舊法從來就不敷使用的困境。就子平法而論，在韓愈為李虛中寫墓誌銘的時候只用生年、月、日的干支來推算，到了北宋徐子平就加上時成為四柱。但馬上就有人覺得不夠，到沈括時就有人講時辰還是太粗，應該在時下再加上「刻」成為五柱。[75] 南宋時另外流傳有題名為北宋術數名家林開所撰的《五命祕訣》，認為有必要在年、月、日三命之外另加上時、胎成為五命來推算。[76] 這樣的想法一直到清朝還有人重新提出來。[77] 星學理論內容更是以極巨極速的傾向朝漢化的趨勢演進。前揭何丙郁先生的文章即是勾勒出這一支的脈絡，在此不多贅敘。唯一需要特別在此點出的是，中國星命學史之所以會有這樣快速而複雜的發展，與此方的算命界生態有密切關係。在同時有多種淵源迥異的算命法齊頭並進時，除了互相競爭，也不乏有人試圖借用別人的理論或法訣進入自己的體系，以圖增加解釋成功的機會。[78] 惟誠如《四庫全書》館臣所說的，「術家必欲事事皆驗，故多出其途以測之。途愈多而愈不能中。」[79] 苟此術有真，得術之精者胸中自有丘壑知所撿擇。只是此法雖弊，但對於一般的術者而言，有了千百年來兼容並蓄、百川匯海後豐富的解釋工具之後，當面對為何多人同罹災殃，或是如法卻不驗等質疑時，也應能更好整以暇才是。 相較起來，西方長久以來擁有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人文傳統。有鑑於此， 從占星學的大師托勒密起就勒下白紙黑字：占星對於人事沒有必然約束力，也不保證占星預測必然會發生。這成為日後無數失算術士的免死鐵券。此外在後來基督教凌駕一切的影響下，於理占星術不能也不容許推算神旨。有好幾位星士以此為理由辯解其預測的重大失誤，均能成功彌補其瀕臨喪失的名譽。[80] 而在始終缺乏有力競爭者的情況下，西洋占星術雖也有無數智士不斷的思索修正，其大致的形式自托勒密以下始終無太大的改變。其發展史上最大的事件可能是1781年天王星的發現，曾一度造成中古式占星學極大的震撼。[81] 但這個衝擊所要求的改變，也只是在既存的架構上外加一個新因素而已。 如果西洋的占星術可以不用承認或檢討理論的失誤，一再用非理論方式就可以應付掉失敗的責難，難道這法子在中國會沒人想到過嗎？答案當然是有的。早在《琴堂指金歌》就提到：如果所提供的方法居然不靈，就該去了解一下這個人所積的陰功、祖德、以及風水如何。[82] 非理論的解釋在滿足大眾要求命理會給不世出人物什麼樣解釋的好奇心時尤其好用，不但可以規避掉用理論解釋時顧此失彼的窘境，還可以附和大家潛在的膜拜心裡。萬民英就曾明白說過「要之天生大貴人必有冥數氣運以主之，年月日時多不足憑。」[83] 即便可以過關，這樣的遁辭實在不應多用、輕用，否則久之必將損傷信譽。事實上，現實社會的不斷變遷，術者的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下拋棄或修正古訣，而以更靈活的手腕處理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所以早在北宋就有「古有命格，今不可用」的說法出現： 衍曰：「忠宣命甚似其父文正公，正艱難中，僅做參知政事耳。」余曰：「忠宣為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貴人少福人多，今貴人多福人少。」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為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84] 這事並非孤例，南宋初就有另外一則筆記用社會的急劇動盪來解釋為何有些術者會算不準： 臨安中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數者易得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云：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貴祿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閫帥者日以殺人為事耶？」老師嘆服。[85] 這些都可以說是時下用「社會變遷」為理由，以新的思惟方式來翻修古法、或靈活解釋命造的濫觴。 非理論因素甚至於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同時出生卻命運相差甚大的案例。《三命通會》記載著這麼一個涉及神怪的故事：有兩個人八字完全相同，命運卻相差很多。一個人家境富裕，每天快樂度日；另一個則甚為貧困。一日前者嗚呼先逝，後者開始驚惶，擔心自己八字既然與之相同，會不會也大限不遠，乃在靈前祝禱相問： 「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活。」[86] 這樣的神怪情節恐怕只好當作勸人知福惜福的故事來看，如果命造這麼容易改變，那麼命理到底何用？ 所以，儘管有這麼多謬巧的妙法可以回應種種理論失敗或例外的情形，最高明的方式也許還是回歸基本面，以理論內就能說得通的方法去解決。命理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同命不同境遇的、呂才第二問題，而術者在這方面最無法迴避，所費在解釋這個問題的工夫也最多。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是以小兒的出生環境來轉圜八字理論失靈的狀況： 史冑司相國史文靖公貽直之父，字冑司，名夔，素精子平學。康熙辛酉，攜家入都，舟泊水驛，生文靖。冑司取其造推算之，謂當大貴。時阻風，舟不得行，乃登岸縱步。見一冶工家適生子，問時日，正同，心識之。後二十餘年，文靖已官清禁，冑司告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自訪之，則門宇如故，一白皙少年持斤操作甚勤。問其家，即辛酉某日生者也。竟夕不寐，忽悟曰：「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以制之。生於舟者，得水之氣，可補不足。若生於鎔之所，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之妙矣，其貧賤也固宜。」[87] 這個故事就外行人來看其實還有很多疑點。如果這個命造的確有「火太盛」的不足點，有多少嬰孩可以如此幸運，恰巧在舟上出世？這樣的命造又如何可以輕易斷得是大貴？但無論如何，這樣的「先例」的確可以撫慰許多信仰命理人士的胸懷，至少這是在理論變通的範圍之內給了他一個解釋。而既然出生環境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影響，那麼即使生下來的八字有些缺陷，就可以有一活法，以改變生養環境以圖挽回其出生瞬間可能帶來的不利。如：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銜初生時，星家推算八字，謂其中缺水。或告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捕之。」乃召一漁人婦，畀其錢米，寄養百日焉。[88] 今日仍常有用取名方式補救八字者，例子俯拾即是，舉不勝舉。重要的是，儘管這些偏方都不在命理理論的正式內容裡面，卻都成為實踐的一部份，而為側面支持命理有效的貳軍。王勿庵日後的功成名就是否與此施為有關並不要緊，只是就父母而言已經盡了一份心，而八字擁護者又多了一個八字理論成功勝利的「案據」。 出生環境、改名等雖是相當普遍的命理實踐方式，但是在論學講理時卻不常使用。如果需要解釋兩個命造完全相同，命運卻有厚薄的時候，最為主流的解釋方式還是不需要動到理論的核心部份，而另外附翼以歷史悠久的「分野」理論來處理。[89] 這樣的解釋在解答為何命運不如理論所預言的方向發展時確實使用過。如： 嘉定錢竹汀宮詹有一僕，服役多年，體魁梧而勤幹，竹汀恆倚重之。為推生造，謂必以均公保舉，官至三品武職。久之不驗，疑之，因以其造錄寄欽天監，屬為之推算。覆曰：「某命果佳，如君言，然必生長北方。若生於南方，則終身僅能近貴而已，此所以給事君邸也。」[90] 這樣的說法不但見諸筆記，也登堂入室地進入正統命書的正文。而且使用次數頗頻繁，所出現的姿態完全不像是一個輕輕的遁辭，萬民英本人就曾相當鄭重地運用了分野的觀念配合八字，討論了一位八字完全相同的同僚在人生的道路上會有些許的差別的原因，從而得到「命信然」的結論： 余命庚寅日，生十二月大寒後，太陽在丑宮斗十九度，天月二德在庚，屬日主，又庚以丑為貴神，是將星扶德，天乙加臨，庚生丑月，雖休不弱。年壬午本則旺時，丙戌柱有偏官，所以典兵刑為清台。日主休廢，官故不大。總兵傅津腰玉掛印，與余命同。傅西人庚日得地故也。出身武科，命信然。[91] 不僅如此。萬民英在他羅列的「六干日某時斷」下所舉出相同命造小有不同時，也會鄭重地標出「分野不同故也」作解。[92] 雖然我們不能不質疑為何四柱理論何不就把方野納入正規的理論體系，而不要只把他當作不靈時增援的預備隊。但是從上述面對必然有不準此一事實的種種回應方法，前賢在百般思索，探尋出路之餘，似乎得到了目前的型式是最佳的共識。無論是增加成五柱、或是跟方野、出生環境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這些方法都治絲亦棼，難以面對新的失靈危機。還不如保留原樣，然後留下空間去辯解或提供改命服務似乎是比較聰明的做法。畢竟正如《四庫全書》館臣所說的「言命者但當得其大要而止。苟多出奇思曲意揣度，以冀無所不合，反至於窒塞而不可通矣。」[93] 還有章世純也說：「其法有驗有不驗，驗者人之智計所及，不驗者天之微妙存斯。」[94] 這就是盛清一流的知識分子給星命學驗證所能達到水平所劃的天然疆界。從一門學問精益求進的角度來說是太保守了些，但對於星命學本身的發展而言這可能是最明智的抉擇了吧。
案例與命理學的演進
以上我們大致鳥瞰了星命學面對案例挑戰時所採取的回應方式，粗略觀察到一些頗為有趣的現象。其中最首要的是理論本身幾乎完全不見因為案例的挑戰而牽動。論者可能補充了一些內容，包括其他術數所用的因素如分野這樣的觀念，但這是補充增益，而不是去修改理論架構。換句話說，當這門學問面臨失靈危機的時候，術者最先想到的常是去看有沒有其他的小因素還要再考慮進來，或者根本就尋求非理論的解釋來開脫。基本理論的展現風格似乎有著某種僵固性，寧可你不相信命理，他就是穩如泰山，紋風不動。 像《三命通會》這部權威極高的書籍正是這樣的風格。誠然在其書中的特定部份確是多少參納了些如上述「享用過甚」等非理論的說法，來為解釋八字失靈的情形茲一談助，但是只要一談到理論本身就絲毫不肯假借。在前面一再提到的「十干日某時斷」的組合中，同條之下有時收容了若干顯然命運跟總斷迥異的案例，但是萬民英對這樣的情形並不多作交代，甚至於不屑用風水、陰功等非理論的途徑來開脫。[95] 反倒是對於命造大致相同，但仕途的品級有些微差別者卻斤斤計較，詳論其富貴之所以然。 像這樣在形式上理論僵固、對於案例無話則短，有話則長的情形其實凸顯了星命學這門學術特質的重要表徵。那就是無論是西洋占星學也好，本土的四柱也好，都是先有一套宇宙觀作基礎，然後解釋天如何能影響人，逐步演化推衍而來。如前述萬民英分析自己的命造，就是全在推演理論，最後拿出實際八字印證而達到「命信然」的結論。拿出八字來當然在修辭上大大增強了理論推演結果的可信度，但是八字本身在這裡沒有提供任何更多的資訊。如果我們去看一部《鄭氏星案》、一部《杜氏星案》中的所有案例，情況也都是如此，裡面並沒有發展出什麼《張果星宗》中所沒有的理論內容。因為案例中所有可以被拿出來討論的素質，早已經在被納入命理學內容一部份之後、在案例裡提出之前、就在理論中定義殆盡，所以案例在此最多只能提供此理論另一種方式的示現形態而已，它並不創造新知識。 這樣在形式上實際案例拿出來只當作「印證」而非「證明」之用的設計，對星命學本身的穩定其實頗具深意。如果星命學理論真要依靠夠多案例的民意支持才能成立，那麼早就已經崩盤了。理論必須順著自己的邏輯走，不能一個一個屈就去處理違反它推演結果的案例，否則將只會倒持太阿，勢必要促導全盤的重整，最後非得承認自己理論內部有多處矛盾不可。以上用增益新法或非理論的方式去處理，對於星命學的安定與繁榮都是十分明智的。 有關星命理論不需要案例支持即可屹立長存的說法，這裡可以提供一個例子。在《三命通會》中有一個特別的格局名叫「十干十二年生大貴人例」。此格極為不凡罕有，但毫無案例可資印證。在這個格局下萬民英這樣說： 以上逐年只有一日一時主有大貴人，應世建功立業之命，不然出塵神仙，常術不能曉也。大貴人莫過帝王，考歷代創業之君及明朝諸帝，無一合者。余嘗謂天下之大，兆民之眾，如此年月日時生者豈無其人，然未必皆大貴人。要之天生大貴人必有冥數氣運以主之，年月日時多不足憑。[96] 如此沒有任何案例基礎，而最貴的大貴人又都不出生於這些時段的格局，雖說也不算是針鋒相對的反證，但豈不正警示此物的實踐可信度大有問題嗎？連萬民英都不敢為它多說話，卻也還是安然在正統命書中居一席之地。若星命學的基礎是完全建立在實例之上，豈得有此？ 以上說明了在形式或展現風格上，星命學中出現的案例不作創造新知識之用，也解釋了為什麼星命學適合避免以牽動理論的方式來應付不符其理論的案例。但是案例真的在星命學的發展中毫無作用嗎？理論真的是完全僵固不可能動搖的嗎？筆者的答案卻也是否定的。若要細論後者，需要有更多史料才有可能做到，非本文所能及，但由前述子平法的基本形可以從三柱變成四柱，以及占星歷經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可知，基本理論當然是可能改變的。而理論面臨修改之必要，卻也和案例的驗證脫不了關係，只是這些影響理論或法則的案例是一些「暗」例，他們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不以案例的形式出現。 醫學史的上古時期也幾乎是「無案可稽」，但不代表醫者並未將所經歷過的案例心得筆之於書，只是以驗方的方式呈現。星命學也是如此。文本字裡行間散見「此法多驗」或「不驗」的的語句，就是星命法則歷經案例錘鍊的痕跡。長久下來漸漸裁汰了一些理論或法則、逐步改變星命學至現今的面貌。為什麼這個時候案例可以不受理論僵固性的限制，不但沒有被漠視，而且還可以發揮作用？答案是這是當有理論並未定於一尊，有競爭者存在時才容易發揮作用。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以實際案例裁理論之是非長短者的情形，無不是在術者對於某些問題有歧見的場合。這些時候暗例也好、明例也好，是作為證明者而非印證者出現的。如《耶律真經》開頭不久之後在提到星家長久以來的宮、度之爭後，即提出其星度的推算結果，並強調「此皆歷驗，非臆度。」[97] 彷彿帶了一手回馬槍，暗喻在星命學中有很多理論或法則，不外是臆度所生。 一個遠較有名、也更為麻辣有趣的明例是前面提到過的《張果星宗》＜評人生稟賦分金賦＞，在這方面的意義尚無人討論過。這篇假借對答預測開元諸臣日後命運的問答集，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教導後學如何掌握抽象法則推算命盤，但是文中的張果在告訴年輕人什麼才是「正確」的看命法時，卻在教學的包裝之下，夾帶著有利本門的宣傳以及對別派的詆毀。文中極其露骨地假借一個托為唐初術數界名人的「袁天綱」作為張果代言人的名義，大肆攻擊另外一個被稱為唐太宗御前知名數學家、術數家「李淳風」的見解。文中一篇頭就開宗明義，以堯時生人張果的口吻告示後學小子本門派的基本立場： 前輩天綱號為善知天文象緯、曾會諸星於竺羅、及得予旨、方知用宮主為非，以度主為是。[98] 用度不用宮也正是《張果星宗》全書的基本立場。以一個外行人看《集成》，可能不容易看出這個門道，然而在附有韓擢＜序＞的版本，就明言了這個立場，並批評遵奉「宮主」的「琴堂家正坐此，以故多不應云。」這顯然這也是宮、度紛爭下的產物。[99] 當然，所示範的案例看命法則，也都是按照「度主」派的邏輯在走。儘管從其論述內部，我們還是可以說案例並未跳脫所承理論之新知識，但是一旦有了對照組，其意義馬上不同，在此一轉成為門派之間論辯的重要說理工具。在《張果星宗》尚存，而其對手「琴堂家」早已無影無蹤的今日，回首夙昔，也許＜分金賦＞內這些史家看來荒誕不經的案例，還真的曾在策反敵方或說服游離者這些方面，立下過不少汗馬功勞。
結語
本文從星命學必須接受案例考驗的前提，討論其在中國歷史發展有關知識特性的面向。得到了案例在星命學的文本中是居於邊緣但獨立的地位；在案例挑戰下理論失靈時，星命家通常以增益解釋因子和非理論的方式來回應；以及案例雖在形式上只容許附麗於的星命學理論，但是在理論尚處競爭階段時，成功的案例可能使某派的星命學在物競人擇中扮重要地位等這三個結論。 誠如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所說，人們可能會想當然耳地認為，容易受經驗鼓舞的人腦會從比較具體的事物開始分析，漸漸轉趨抽象；但事實上不管是什麼科學的領域都並非如此。[100] 星命學並不例外。若將本文所試圖解答的三個問題質諸其他預測性的學科，相信會得到不盡相同的答案。如果要問為什麼那些答案會跟上述三結論有所不同，這正好是星命學觀過知仁之資，卻也是它魅力之所在吧。 --------------------------------------------------------------------------------
[1] Donald N. McCloskey, 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xi. [2] 這份聲明原發表於The Humanist (September/October, 1975)，全文仍可在該刊主辦單位，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的首頁http://humanist.net/documents/astrology.html 找到。 [3] 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NLB, 1978), pp 91-96. [4] 丁致良譯，《占星學》，（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6），頁7。 [5] 矢野道雄，《密教占星術》（東京：東京美術，1986），頁 1-46; 164-178。傳統上對於個人占星學在中國的出現大多會提到中唐由中亞傳入的《都利聿斯經》。矢野也提到了這部經典，也認為這本書的占星內容當比《宿曜經》更直接影響中國占星術的發展。但可惜此書已經亡佚，無從討論其間的關係。 [6] 何丙郁，＜「紫微斗數」與星占學的淵源＞，《歷史月刊》68 （1993），頁39。 [7] 如呂才認為漢初的司馬季主為祿命學的開創性人物，但是根據賈誼的文章我們只知道他用卜筮可以知人祿命，不能確定他所使用的技術是否為以計算人的生辰為基礎。宋濂則認為更早，因為《史記》＜天官書＞中就有了祿命家常用的「空亡」概念。此說固然，但是術家常常援引另一系統的術數概念以為己用。如星家多用四柱者即是顯例。不足以作為祿命在漢以前就有的證據。 [8]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Taipei: Caves Books, 1985), vol. 2, p. 356. [9] 中村璋八，《五行大義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73），頁212-221。 [10]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本，1981），頁4063-4064。其中「南陽近親」條當指張機《傷寒論》＜序＞所說其南陽宗族十之六七在短期之內死於傷寒的典故。 [11] 梁湘潤、韓炳慶《命學大辭淵》（台北：東方命理書苑，1974），頁560。 [12]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本，1965），頁4064。 [13] 前揭書，頁4062。 [14] 李虛中，《李虛中命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子部809冊，頁1。 [15] 韓愈，＜三星行＞，《藝術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據1934年中華書局影印雍正銅活字排印本《古今圖書集成》再影印，1993)，卷629；第472冊，頁58A上。 [16]宋濂，＜祿命辯＞，《藝術典》卷629；第472冊，頁57A下。《四庫》作李彌乾《演禽通纂》，＜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子部809冊，頁237。 [17]藪內清，《?補改訂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頁190 [18] 蘇軾，《東坡志林》，《藝術典》卷630；第472冊，頁61A中。 [19] 宋濂，＜祿命辯＞，《藝術典》卷629；第472冊，頁57B下。 [20] 《藝術典》卷565；星命部彙考1，共1卷。 [21] 《藝術典》卷566；星命部彙考2，共1卷。 [22] 《藝術典》卷567-585；星命部彙考3-21，共19卷。 [23] 袁樹珊，《中國歷代卜人傳》（台北：新文豐出版社重印，1998），頁356。陸位另著有《星學綱目正傳》20卷，見《明史》（北京: 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藝文志＞，頁2443。 [24] 此書的一個三卷節本的《星命溯源》被收入《四庫全書》時，乾隆館臣根據做了若干文獻考證，根本上否定此書會作於唐代，對於張果這位掛名的作者，也刪去「不題」，見《星命溯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09，頁45-46。不過，比起文獻考證，下面提到的現代觀點論據似較堅強。 [25] 藪內清，《?補改訂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頁190 [26] 李光浦，《果老星宗新詮》（台北：武陵出版社，1999），頁12。 [27]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p. 352 ; 藪內清，《?補改訂中??天文?法》（京都：平凡社，1990），頁190-191; 何丙郁，＜「紫微斗數」與星占學的淵源＞，《歷史月刊》68 (1993)，頁47。 [28] 《密教占星學》，頁168。 [29] 《藝術典》卷629；第472冊，頁55b下；又見袁樹珊，《中國歷代卜人傳》（台北：新文豐出版社重印，1998），頁379-380引《光緒浙江通志》。二者文字有小異。如後者稱鄭每次推命倒懸仰觀旬「月」，不免太久。此從《集成》。 [30] 有關這樁公案以及相關的意義請參考吳以義，＜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之間的傳遞＞，《新史學》，3卷4期，頁57-94。 [31] 李約瑟在前揭介紹《鄭氏星案》時指為14世紀的星盤。另外李光浦在40案中考出到15個，發現案目不依時代排列，時間最早為1312年12月27日（陰曆十一月29日，案32），最晚者為1376年2月2日（陰曆正月12日，案8），前後相隔64年，稍微久了一些，但也非不可能。見李光浦《鄭氏星案新詮》（台北：武陵出版社，1998），頁301-302。 [32]袁樹珊引《光緒處州府志》有一明人杜璇，「精於星命，言禍福貴賤無不驗。名著遠邇。當道士大夫皆信重之。」事蹟鄉里相同，名亦相近，不知是否同一人。見《中國歷代卜人傳，頁372。 [33] 《藝術典》卷585；第469冊，頁36A下 [34]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本，1965），頁4063-4064。其中「南陽近親」條當指張機《傷寒論》＜序＞所說其南陽宗族十之六七在短期之內死於傷寒的典故。 [35] 《藝術典》卷585；第469冊，頁36A下 [36]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教本，1986），頁2443。 [37] 《藝術典》卷570；第468冊，頁24Ａ上-27Ｂ中。 [38] 由於年代畢竟是歷史學家有職責處理的問題，《四庫全書》的＜提要＞直接將李登放在明代的嘉靖二年，除了因為平、靖意近，亦因「中都」這個地名屬於明代之故耶。但這樣的話實與本文預測天寶後事的目的相違。總之除了解釋成故弄玄虛，則種種疑難無可解。關於此篇的年代，置之不問可也。 [39] 《藝術典》卷571；星命部彙考22，P. 306下。 [40] 《藝術典》卷586；星命部彙考22，不滿一卷。 [41] 何丙郁，1993 、頁。文中作卷4，當有本。 [42] 此本被稱為《耶律學士星命祕訣》，簡稱《耶律祕訣》，見萬民英，《星學大成》，卷1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冊809，頁469-485。 [43] 耶律純，《星命總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09，頁191-236。 [44] 《藝術典》卷586；星命部彙考22，不滿一卷。 [45] 《藝術典》卷630；第472冊，頁59B中。 [46] 《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86-），第4冊，頁993。 [47] 《藝術典》卷587；星命部彙考23，不滿一卷。 [48] 《藝術典》卷587-588；星命部彙考23-24，一卷有餘。 [49] 《藝術典》卷589；星命部彙考25，不滿一卷。 [50] 《藝術典》卷589；星命部彙考25，不滿一卷。 [51] 《藝術典》卷590；星命部彙考26，共1卷。 [52] 《藝術典》卷591；星命部彙考27，不滿一卷。 [53] 《藝術典》卷591-592；星命部彙考27-28，一卷有餘。 [54] 《藝術典》卷593-628；星命部彙考29-64，共36卷。 [55]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子部116冊，頁810-1。 [56] 前揭。 [57] 《藝術典》卷607；星命部彙考43，第471冊，頁12Ｂ下。 [58] 《藝術典》卷617；星命部彙考53，第472冊，頁3Ｂ上。 [59] 袁樹珊，《中國歷代卜人傳》（台北：新文豐出版社重印，1998），頁757。 [60] 《藝術典》卷601；第440冊，頁40B下- 41A上。 [61]四柱完全不宣稱擁有預測日、時運勢的能力。紫微斗數則有推流日、流時法，當即西方原本留下的痕跡，但筆者對於現在流行的紫微斗數的源流和版本都有所疑問，難在此深論。至於明代以前的星學著作，儘管筆者尚未發現在理論或案例有關於占日、時的討論，但是鄭希誠的傳記中有他預測次日他和友人將同時受刑罰，友人所受加倍的傳說，無疑即是此能力的體現。見《中國歷代卜人傳》，頁。 [62] 如萬民英就說過他「平生所收縉紳八字極多。」換言之，我們所能得到的史料從蒐集的起點就已經預先有了偏好，所得到的結果，自然不會和西方作為顧客記錄日誌的結構相同。 [63] 有關算命行騙的手法，大致上是預先以別法窺伺顧客的情報，假裝成推算的結果；或預言已經安排好的橋段，當發生後使顧客訝以為神。如見《藝術典》卷630；第472冊，頁62Ａ上。其他可參考《清稗類鈔》中＜隔夜算命＞、＜以河洛數推命＞等條。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0冊，頁4616; 4625。 [64] 《集成》引《卻掃編》，此編只是舉出了一個有名術者算錯的例子。見見《藝術典》卷630；第472冊，頁59B上-59B中。 [65] 宋濂，＜祿命辯＞，收入《藝術典》卷629；第472冊，頁57B上。 [66]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er’s Sons, 1971), pp. 358-363. [67] 這可能是《宿曜經》及其他傳來的西域占星學會走向消亡或漢化命運的主要原因。 [68] 史稱石亨在策謀明英宗復辟之前曾以成敗問精祿命之萬祺，祺贊其決，遂有奪門之功。這樣的例子很難說是政治投機、預測準確、還是因為有利的預測刺激其事的成功。事見《藝術典》卷629；第472冊，頁55Ａ上。當然，也會有很多例子術者妄言禍福而導向失敗，但這樣的情是不容易被大肆報導，尤其不會載入命書裡面的。 [69] 如幫陸位再版《張果星宗》作〈序＞的韓擢就提到他早年算命者所說得話，在他心中回味不去。見《果老星宗》（台北：武陵出版社，1997），頁3。 [70] 《集成》引《東軒筆錄》，見《藝術典》卷629；第472冊，頁59Ａ中。 [71] 如萬民英，《三命通會》＜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0，頁2; 萬民英，《星學大成》，＜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09，頁285；耶律純，《星命總括》，＜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09，頁192。 [72] ＜以蠢子數推命﹥，收入徐珂，《清稗類鈔》，第10冊，頁4626。 [73] 據說有些術者會主動提到這個問題，並要求占者說出其家中情況確認，其實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已經可以套到不少求占者的情報。見＜以河洛數推命﹥，收入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0冊，頁4625。 [74] Wu Yi-Li, “”. 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 [75] 《藝術典》卷630；第472冊，頁61B中-下。 [76] 《藝術典》卷630；第472冊，頁6A下。 [77] ＜以河洛數推命﹥，收入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0冊，頁4625。 [78] 如前述《三命通會》星家亦宗之。今日之紫微斗數已經加入很多四柱的成份，但尚有術者更尋求「紫平合參」，謀能融合一個以太陰曆的和一個以節氣為基礎的占法，以解決占算困境的辦法。 [79] 萬民英，《星學大成》，＜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09，頁285-286。 [80] 江曉原，《歷史上的星占學》(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頁268 [81] 丁致良譯，《占星學》，頁69。 [82] 《藝術典》卷590；第469冊，頁58Ａ中-下。 [83] 《藝術典》，卷609，冊471，頁22A 下。 [84] 《藝術典》。卷629，冊472，頁55A中-55A下。 [85] 《藝術典》。卷629，冊472，頁54B下。 [86] 《藝術典》，卷609，冊471，頁22 B 上。 [87] ＜史冑司精子平＞，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0冊，頁4620 [88] ＜王勿庵八字缺水＞，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0冊，頁4623 [89] 分野指與上天星次相對應的中原州、及戰國古國名地域。可參考藪內清，《?補改訂中??天文?法》，頁6、292。 [90] ＜錢竹汀為僕推生造＞，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0冊，頁4623 [91] 《藝術典》。卷607，冊471，頁12B下。 [92] 如《藝術典》。卷614，冊471，頁47B上。 [93] 耶律純，《星命總括》，＜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09，頁192。 [94] 萬民英，《星學大成》，＜提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09，頁285。 [95] 如《藝術典》，卷615，冊471，頁53A上。一侍郎與乞丐雖不同命，但列在同條之下，毫無解釋。 [96] 《藝術典》，卷609，冊471，頁22A 下。 [97] 《藝術典》，卷586，冊469，頁37B 中。 [98] 《藝術典》，卷570，冊468，頁25A 上。 [99] 《果老星宗》（台北：武陵出版社，1997），頁3。 [100]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250.
-- 作者： 天步
[這篇文章最後由天步在 2004/09/30 08:56pm 第 1 次編輯]
-- 作者： 緣生
[quote][b]下面引用由[u]天步[/u]在 [i]2004/09/30 08:43pm[/i] 發表的內容：[/b] 極感謝天步兄的提供。 另可否請天步兄另開新題教教大家如何使用您的星圖程式呢？
-- 作者： 天步
[quote]另可否請天步兄另開新題教教大家如何使用您的星圖程式呢？[/quote]
-- 作者： 緣生
[quote][b]下面引用由[u]天步[/u]在 [i]2004/09/30 09:05pm[/i] 發表的內容：[/b] 實在太好了！ Thanks。
-- 作者： 鳳翼 天步兄,您好!小弟用過您編的網上果老星宗軟體.它很好用.多得您的網站,為像我這些後學能了解多些中國星占學! :em34: :em36: :em33:
-- 作者： 炒蝦拆蟹
[quote][b]下面引用由[u]天步[/u]在 [i]2004/09/30 09:05pm[/i] 發表的內容：[/b] 太好了，盤上很多的線都不懂運用，悟性低，慚愧慚愧，祈待大大開悟 ~~~ :em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