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鳳翼 -- 發表時間： 2004/10/03 03:15pm 源自:http://ccding.no-ip.org/mlding/p1/p10004.htm 作者:丁長青 台灣占星家 主題:失落的世界／中國古星學歷史 　　丁某蠻愛看書與胡亂思考，於是中外星學譯本也多有涉略，其中若中國大陸作家白巨譯法伊麗莎白•泰西埃的《大預測•第四章　星辰學的起源、形成和發展》中言道：「…西方星辰學的真正發展是在古希腊時代…直到公元6世紀…亞述人豐富了這些知識，並在巴比倫王朝復滅時將其傳給了埃及…之後，它的影響又向東方和印度擴展，最後到達中國」。 　　同文又曰：「正如星辰學『入侵』希腊一樣，它也席捲了羅馬…並在奧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時代取得了應有的地位…到了10世紀，星辰學已瀕臨絕境。然而，在這些世紀中，阿拉伯人在西方的影響是強大的，他們熱衷于星辰學，並從實體上豐富和發展了它，在原有的黃道星辰區域劃分中，加入了阿拉伯區（天空中的虛點，與生命的特定區有關，它包括運氣區、愛情區、生命區、死亡區等）…中世紀，星辰學增添了一個新的基本要素，宮的劃分，即根據出生的時間和地點（生辰星位和黃道宮的計算），對出生時的天宮進行區域劃分，從而可以把出生的天宮完全個人化…。後來，Ｍ•路德（西元1483∼1546年）在給著名星辰學家利克頓伯格的書作序時，曾為星辰學的可信度作了擔保…」。 　　看完這些說明，相信占星學是西洋的翻譯家心中應這麼想吧「看吧！占星學還是最後傳到中國的，而且他們在10世紀時受阿拉伯的影響而有宮位的雛形，到了中世紀有了完整的宮度，15世紀末馬丁路德教宗還幫占星學作序呢！丁╳╳還拿清朝的言論懷疑占星學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各位網友，你是否也如此看法呢？ 　　由上述譯文觀之，占星學在西元前6世紀時開始傳播，而當時約略是中國的春秋時期而已；西洋占星術是在10世紀時有宮位雛形前，至中世紀（約12、13世紀）而有宮位的產生，易言之，在宮位尚未成形之前，占星學還是停留在星體與黃道十二星座的運行。 　　記得中國自黃帝起即有置靈臺以測日月星辰之制，尚書堯典還明白載出帝堯命羲和等曆象以授民時等等，黃帝不過是西元前27世紀前、帝堯則是西元前24世紀前而已，而當時中國人已用日月五星的運行來校正節氣曆法，依前述，莫非中國星學是穿梭時空到未來西方取經的???? 　　也許談到黃帝、堯、舜太遙遠，那丁某以前曾提出早期中國天文學的優勢，其中談到「戰國時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後世謂甘石星經為世界最古之恆星錄」，戰國末約在西元前三、四世紀而已，不過甘石星經也可能是後人偽造????那就再舉「漢綏和二年，劉歆沿襲太初曆作三統曆，測定黃赤距緯及五星見復之期，與今測密近」一例，當時是西元前七年而已，中國讖諱之學何其興盛呀！ 　　至於中國星學何時有宮位？不知各位網友是否考証過？丁某不知道耶∼只是看到四庫全書《星命溯源》提要言「…杜牧自作墓誌銘曰『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宮，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是唐時實以五星宮度推休咎」，各位網友以為如何？ 　　是中國星學有宮度之判斷，在唐朝時即已成熟而與今之宮度名稱、位次完全相同，唐朝距今多少年？不過一千三、四百年而已，也就是說，中國有完整星學是在西元7、8世紀左右，大唐聲威，使突厥西竄，所以造成歐洲中古黑暗時期…，這時丁某再胡思亂想，占星學的宮位產生，說不定又是中國星學的摻入哦！所以占星學真的只是西洋的嗎？丁某不予置評。所以在此與各位談一談中國人的占星歷史及古人學習天文星占的辛苦。 一、遠古的中國星占 　　話說遠古三皇五帝之際，中華文化開始之初，占星學在《易經•繫辭傳》論述易之起源時，「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開始（中國人所謂的三古／上古、中古及近古：分別代表者盤古開天地、生民初始沒有文字的上古，黃帝蚩尤有文字制度等肇始的中古及夏商周的近古；也就是說易經成書起源自有文字時開始）。 　　而易經藉文字記載前人往行的事蹟，於是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吉凶與民同患」，所以其有憂患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是易之起源，也是中國天文占星的起源。 　　至於丁某為什麼要說有文字記載前就有天文占星的起源呢？因為在《易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八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據而後掛」一節，說的便是易卜筮揲之法，如果大夥願意細究這章節的真實內容，你會發現，原來這易卜蓍揲之法，其源乃從是天文曆法的置閏原理而來（意外吧！現代人不了解古人，其來遠矣）。 　　蓋曆法的創制，原以月之陰晴圓缺作為依據，各古文明國皆然，以太陰曆做為記日的開始，以提醒百姓天地四時之變化及應對的方式，即天冷加衣、天熱解衣，以免因四時寒暑而致疾病奪民生命。這便是歷法的由來，也就是古中國天文星占的起頭。 　　由於月行一周天是二十九•五天，十二個月只三五四天，不足真四季所產生的一年三六五．二五日（蓋四時變化乃因地球繞日而起），故每年差十一日，不屑多少年份，太陰記日之法，便會造成寒暑顛倒、四時無據的窘況，所以各古文明國紛紛改採太陽曆，獨古中國無懼太陰曆之困擾而仍以此做為記日之法。 　　為什麼老祖宗不能像其它古文明那般從善如流呢？原因便是，聰明古中國聖人，遇難事而不逃避，認真面對難題而思謀並提出解決之法，於是在陰、陽曆間的差距中，以二十四節氣太陽曆的記月之法來修正純太陰曆的缺失── 　　即每一太陰曆之月中，皆有太陽曆的一節一氣，因二者周期不同，太陽曆之節氣便會在太陰月中遞延，當某月只有一個太陽節而無氣之時，便以置閏月的方式增加一個月，於是至太陽記日能與太陰記日完全吻合無差距時，需在十九年之中增加七個閏月，這是曆法所稱一章之歲。 　　上述之法，即大衍之數一章節中「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的表現，當然你要明白完整的置閏的法則，你更要明白易經說卦傳中「幽贊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的意思，於是兩章節配合，便完成十九年一共七閏的置閏法則。 　　而這一章之歲的修正，便是造成大部份的人在虛二十歲生日的時候，國曆與農曆生日都是同一天的現象；同樣地，這也是造成中國成為全球獨有陰陽合曆制度的國度。於是中國歷史的記日，據今人覆校數千年來全無差錯。 　　所以「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的目的，便要創造偵知四時變化及感應的學問，於是在創制成功之後，易聖人便在中國最早的經書中，將這曆法置閏的方法轉換成卜卦蓍揲之法，而開啟了中華文化有歷史的新紀元（當然，天文占星的早期雛形，便是曆法，而其觀天創制，必然早於曆法的成立……）。 二、歷史初期的古星學 　　有關歷史的產生，它是在於文字與曆法之後，這是不容置否的一件事。而這兩件構成歷史形成的要素，在西方都曾經造成歷史的中斷而有另起爐灶、重新創制的情事發生，如前述太陰曆改太陽曆是其一，另一則是有關於文字的變化，由楔形文字一改而為拼音文字，以致西方的文明，實際上，是屬於神話、傳說的年代多於歷史的記載。 　　古中國何其幸運，或說中國的老祖宗何其聰明，所以可以二次避免歷史改變的浩劫，使得我們的文化，在周朝以後，特別是秦始皇的大一統，書同文、車同軌以後，連綿不絕地讓後代子孫明明白白地知道中國人的過去。當然，這也是全球共同的資產，所以哈雷才能因史書天文志的記載而正確推算出哈雷彗星重回太陽系的時間，萊布尼茲才能因易卦之陰陽而悟出電腦○與１的觀念。 　　由於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文字運用的亙古，因此有關人類對大自然的幻想（神話），早已被文字瑣死、被進化的思維取代，所以在中國看不到如荷馬的萬言史詩，而只有如《詩經》一般的小詩。雖然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遺憾／先民比較缺乏想像力（這是一般國際文學史對中國不公的評語），但這卻顯示中國文明的理哲思維遠遠早於西方不知多少年代，所以文字運用的想像力，所以讓文字鎖死了語音承傳的萬言詩。 　　同樣地，在天文方面，有關中國古籍可見最早的天文發展，意外地竟然沒有西方神話的色彩，而只是如《尚書、堯典》的記載：「乃命羲和，敬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般地充滿著教化育民的經世功能。 　　於是我們就《尚書•堯典》的記載，進行白話的轉譯，便是說帝堯之時，乃命令羲和之官，以敬順天地四時的變化，觀察日月星辰的運行以創制曆法，然後將這天地四時的變化、日月星辰的感應，藉由曆法的頒佈，以告訴人時四時應有的對應，除四時寒暑的注意外，諸如今日農民曆中，常見的四季蔬果的裁種時期，季節性狩獵漁汛的內容等等，皆是敬授人時的範圍，以便人民得以四時溫飽、衣食無缺地生活在「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太平盛世之中。這尚書的描述，說明了曆書的功能與天文的觀察，是我國天文史中最早的開始明証。 三、秦漢時期的星占學 　　如同《尚書、堯典》的官制，在中國天文官吏常居於帝王之側，以佐天子建立制度、實施人治的家天下，故而自秦焚書坑儒，將學問藏於王官之中，項羽火燒阿房宮，張良救圖書於大火之中，漢初重設學官，天官合一的帝王學，便在諸天文志中表露無遺。 　　尤其是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不僅是將前人的舊業，加以歸納整理，使其條理化、系統化，更提出一些前所未有的看法，如五星皆有逆行，非獨熒惑（火星）一星逆轉，成功地開創出一個符合真實天象，且可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的天文占星術（當然，這其中也可能因為原本的星學古籍散佚，所以功歸於司馬遷），在天文實錄之外，更重視占星的占卜技術與學問，如「日月薄蝕皆以為占」、「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飢，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等等。 　　依據《天官書》的內容觀之，彼時所用的星體，除辰星（水星）、太白（金星）、熒惑、歲星（木星）、填星（土星）等五星，再加上日、月而成觀察天子施政的七政之外，還有妖星（彗星）的運行，於由恆星所構成的玄枵（子）、星紀（丑）、析木（寅）、大火（卯）、壽星（辰）、鶉尾（巳）、鶉火（午）、鶉首（未）、實沈（申）、大梁（酉）、降婁（戌）、娵訾（亥）等十二次，或東方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白虎（奎婁胄昴畢觜參）、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張翼軫）等二十八宿之上。 　　而觀其中變化（除運行外，另有雲氣的配合而造成光芒、色澤變化等等），以為占卜論斷的依據。是此時之星學，結構與今大致相同、尚缺宮位的記錄，但其用術之法與範圍則猶多於今日之占星學（星體的定名也有所不同）。 四、古占星的全盛時期 　　後或因文化交流、佛學東漸之故，在魏晉南北朝之際，印度占星學有與中國古星學漸次結合的可能，於是至唐《開元占經》之巨擘，便是由祖籍印度的瞿縣悉達所編撰的，同時在唐朝也造就了中國星學的全盛的時期。 　　於是在當時皇帝不但在都城交區建立天文台，而且在皇宮內院也設立了天文台；更甚者，在天文官吏的編制上便多達千餘名而遠遠超過以往各朝代的名額。特別是這時天文占星的盛行，不但是在體制上明顯的備受重視；在民間，尚來自視甚高、不語怪力亂神的讀書人，在文章中也大量的運用占星的素材，如杜樊川的自作墓誌曰：「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火星繼……」；楊晞：「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等等。　 　　這時候，我們要注意的便是，唐朝的占星學已有宮位的記載而完全現今所有的占星學一模一樣，所以我們若以為占星學是西方獨有的學問，事實上未必正確，畢竟東西方同在一個地球之上，觀測相同的宇宙天體，不管彼此文化上的差距有多大，但只要是大自然的正確學問，不可能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理，於是經由文化的交流，兩相融合的趨勢，當然也是最自然的事情。 　　此外，因為唐朝天文占星的盛行，自然會有比較正確的觀念，可以做為後人倣效的地方。我們再以杜牡的詩為「歲為善惡，不福無道；惑為罰星，不害有德」為例說明，像此觀念，便足以點醒今日少部份死讀書的占星家們，以古籍有載金、木二星是善，所以多福氣；火、土二星為罰星，故而多災厄，而見星盤有金木便言吉、看到火土便言凶，以此刻板規矩為人推論命運，非但無助於人，有時還會害人於無形。 　　何則？蓋星體本無吉凶，但看星與星之比較，而後才有吉凶相生之事。倘若火、土呈吉相位，縱有爭執、壓力，卻能成就一個人之大成就，這便有努力便有收獲、先苦後甘之格局；如果金、木二星與其它諸星比較而呈凶相位，縱然遇事先令人喜樂而獲幸運，但因寡斷與過份樂觀，反使人忘卻「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古訓，最後終遭失敗而為先甘後苦的運勢。 五、古星學式微之開始 　　占星學由於它具有實質改變命運與時勢的功能，所以在唐朝創造了全盛的景象、備受官方與民間的全面仰賴，同樣地，也因此而埋下了由盛向衰的伏筆，如日午為陽盛之極，過此即由陽轉陰而成為由盛向衰的開始，大陸作家劉韶軍在《古代占星術注評》言：「正因為占星術能起到這種神道設教的作用，所以封建帝王才對它另眼相看，給了很高地位，使之官方化，神秘化，保証它以及從事此業之人的穩固生存和發展」，因此也逐漸地成為帝王專制統治的秘密工具，而開始了嚴禁民間學習的措施。 　　《舊唐書》裡便有一段這樣的敕令：「司天台占候災祥，理宜秘密……，自此以後，監司官吏並不得更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通往來。仍委御史台察訪」，要求天文占星官吏慎守其職，不得將有關天象啟示、人間禍福的秘密泄漏給其他人，包括在朝為官的人，以防他們藉此而有所謂「改正朔、更朝服」的密謀之事發生。 　　像這樣的敕令，見諸史書的記載，不知凡幾，而其中最有趣的，便如《宋史•太宗本記》「試諸州所送天文術士，隸司天台，無取者黥配海島」，是宋太宗時，曾要求各州父母官要將自己管轄內的天文術士送往中央接受考試，如果及格者，可以隸司天台之官而享有種種的特權，如清朝律例便曾這樣明定，欽天監的官員如果犯罪，可以從輕處罰等；但如果不及格的人，便要接受刺青發放海島的禁錮之悲運。 　　因此，聰明如讀者的你，見此是希圖成為左右國家朝政的國師，抑或逃之夭夭拒絕接受甄試呢？事實上，聰明也如宋太宗的諸朝天子，豈容你有選擇，於是又有「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隸司天台……，匿不聞者，罪論死」的防堵措施，使得天下能明天文的人，在去還有機會可以享受特殊的榮華際遇、不去必死的威脅下，逐漸地使得天文學成為官方獨有、民間少見的特殊才藝。 六、消失中的古星學 　　由於天文占星之學，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治世功能，所以各朝天子都視此學問為禁臠，而有特別的禮遇與莫名的禁令，而使得占星學自唐盛世之後，在明太祖朱元璋的中央集權之下，為了防止他人的顛覆，還特別規定，除了世襲之人，任何人都不准學習天文星象之學，於是使得這門好學問，正式成為不見於民間的純官方之學。 　　我們以今日所能見到明朝的皇曆來看，其上便有如今日為維護作者所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另樣標語──「偽造者依斬」的字樣。是明朝之天文禁令，除了天文占星之學外，就連其相關的學問也澈澈底底一同禁止民間學習。 　　這就是為什麼，在今日如果有人問起中國的占星學是什麼？一般人直接的回答是紫微斗數的原因。蓋相傳由五代末、宋初名人陳希夷所創作之紫微斗數，若認真考究，今版紫微斗數的正確時間，當在於明末委寇亂華之際，也就是羅洪先於福建省所印刊之紫微斗數版的時間。 　　因為在此之前的紫微斗數，實脫胎於古星學，而稍將用星改以由納音五行所安排虛星代替真實有感應的天星，但因其中宮位的安排仍未改換，即排宮之序仍與古星象之學相同，所以只存於道家手抄藏書之中而未見刊行於世（此版紫微斗數，今瑞成出版社有刊印），一直到羅洪先訪道於華山後，才有今版紫微斗數連宮位亦不同於古星學後，然後才得以見諸世人，而成為朝庭無懼的一般命理之學。 七、占星學的繼往開來 　　在明末清初之際，因為西方傳教士的叩關，加上接受世襲壟斷的中國古星學家，因為素餐尸位地不司測天之職，專以抄襲方式糊弄上級，以致日益退步的天文測算技巧，使得古星學家在中西測算日月蝕的競賽中落敗，而致清朝天文學大體皆以西洋新法為主體，而有十二星座與古星學十二次、二十八宿並行於世的結合。 　　這是中西星學完全融合的時代，同時也是古星學得以藉西洋新法的傳播與校正，特別是清朝樸學的興盛，各類古籍皆有重新考証的機會，於是在文風鼎盛的前清時期，有關新法、舊制的星學經典，得以再一次地重新出刊並發皇於官方與民間，諸如《四庫全書》的收錄及現在坊間相繼出現的《星宗大全》（又名《果老星宗》）、《天步真原》、《乾象典》、《天學洞機》、《中西星要》等等，皆是正統星學的圖書，而可以証明當時天文學的發達與完備。 　　無奈其後滿清的積弱，國威日降而致內憂外患、民不潦生，於是當時有識之士，一是皆以富國強國做為救中國的唯一方式，如當初的太平天國覺醒，百日維新的施行、國父民國的成立、五四運動的倡導、中共的掘起、政府播遷來台後的施政，莫不皆以搞活經濟做為主要目標，因此像天文占星這類屬於精神文明的事物，在緩不濟急、不能立見富國效果的情形下，自然不被重視而成為可有可無的體制花絮。 　　所以我們看見民國以來的天文發展情形，往往因為經費的不足而有中斷天文研究計劃的情事，官方的天文台也因為不受重視而不再從事測星度以敬授人時的作業，因此重新獲得生機的民間天文學，也因為沒有正確的星度而無法運用；若非今日吾師黃家騁先生，在民國六十幾年引進西方星曆表並全力推廣及傳授占星學，今日星學抑或沒有這般的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