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dddada -- 發表時間： 2007/03/01 10:16pm 　「東方學」是研究東方文化的學科。這門學科，主要從西方的觀點出發，考察和分析東方的文化現象。研究「東方學」的學者，叫做「東方學家」。據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東方學》指出，「東方學家」對於東西文化普遍所持的觀點是：東方是客體、後起和次等；西方則是主體、先進和高等。儘管及後的「東方學家」對東西文化重新定位，卻只限於程度上的改變，未觸及性質上的改變。這種「東卑西尊」的文化觀點，實在需要重新審視、批駁和定位。 文化毋須在何方 　「東方」這一概念是頗為含糊的。所謂「東方」、「西方」之分，似乎沒有一條非常清晰、明確的分界線。地域上的界限，我們當然可以較容易去釐清；文化上的界限，則比較難以釐定。蓋現代社會各地交往頻繁，文化彼此融匯。各國本身既有本土文化，同時又吸收了外來文化。譬如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本土文化與美國文化相互交融，其中已有西方文化的若干成分；又例如英語Typhoon一詞，語源是漢語「颱風」二字。即是說，「東方」與「西方」各自融匯了對方的若干文化，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範圍漸漸收窄。 學無前後的概念 　撇除「東方」的概念不說，「東方學家」的觀點和論證手法，實在讓人難以茍同。「東方學家」之所以認為東方文化較次，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立足點是從西方觀點出發。例如他們認為「伊斯蘭教」或「穆罕默德教」（Mohammedanism），抄襲、複製西方的基督教。如是者，前者為後，後者為先；前者為異端，後者為正教；前者為劣，後者為優。這種推論方式，主要是以「年代起始」作為價值取向的準則。簡單地說，「東方學家」的論證手法，是因為基督教比伊斯蘭教較早出現，從而判定基督教是正教、優等，伊斯蘭教則是異端、劣等。這個推論，毫無邏輯嚴謹可言。按此思路，我們可以隨便找找東方文化源起較早的一些例子，加以駁斥。例如在中國文學史上，明代竟陵派鍾惺、譚獻提出「作者何必然，讀者何必不然」的觀點，這比二十世紀西方文學中的「新批評」理論更早出現。那末，我們又可否由此推斷：中國有關理論較早出現，西方則較後，因此中國比西方優勝？似乎不能。因為單從「年代起始」一點，並不足以判定孰優孰劣。誠然，筆者無意立論指出東方（甚至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勝，只不過旨在批謬，駁斥「東方學家」的論證手法謬誤之處而已。況且，若干西方人對東方文化確實體察不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德國人蔡辛克分析近體詩，以「黃金分割律」去解釋近體詩五七言構成原因。可是，其中頗有矛盾之處，例如我們可以用四言、六言套用該條公式，推翻蔡氏的論調。由於此項並非本文主體內容，茲不贅述。 　退一步說，我們只可說：在某個層面上，西方比東方好，這才較為恰當貼切。所謂「一鱗一毛，不能概括一魚一鳥」，我們不應抓住「年代起始」一點，無限擴大，指出某地文化最為優秀，以免有失偏頗。 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進一步說，若以「陰謀論」觀之，「東方學家」確實難逃「自利」之嫌。「東方學家」囿於「二元論」的概念，考察東方文化，疑旨在通過標舉東方文化的次等地位，反襯、凸顯西方文化的主導地位和優勝之處，甚或通過貶抑東方文化，以這種態度行為為工具，以便闡釋自己的觀點。這種想法不僅「自我中心」，甚至可謂「霸道」。 　要抗衡這種蟹行霸道的文化態度，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建構「西方學」，彼此分庭抗禮。我們可以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詮釋西方文化。譬如用「禮」去評價西方社會現象；又如以南宋陳騤《文則》中的「博喻」概念，分析西方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戲劇云云。消極來說，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抗衡行為；積極來說，這或許有利於東西文化相互的交流。 　筆者認為，討論東西文化孰優孰劣、孰主孰次，意義不大。與此相反，融合東西文化才有意義。我們對待東西文化，應持有互相尊重彼此文化的態度，而非彼此貶斥。尤其近來三地崇洋風氣熾盛，對中國傳統文化不屑一顧，卻紛紛環抱西方文化。歸根結柢，這牽涉到我們對文化的處理態度問題。其實，東西文化各有所足，也有所不足，我們應該求同存異，互相發明，多點融合，少點分歧，這才有利知識和社會不斷進步。 :em10:  :em09:  :em10: